潘光旦先生与清华结缘甚深，1913—1922年在清华学校就读，1934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此在清华大学工作将近20年。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再到清华大学民盟组织成立，潘光旦先生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他是清华大学民盟组织初创时的负责人，也是最早加入民盟的成员之一。他的民主进步思想、爱国奉献精神与他在清华的经历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渊源与酝酿

1913年，时年14岁的潘光旦遵行父亲潘鸿鼎的遗命，作为江苏省当年考收的11个学生之一，进入当时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学习，至1922年毕业，在清华度过了九年的学生时光。潘光旦认为，清华的高等科事实上已经走上了“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的道路，“我自己就是这种教育的相当典型的产物”。他本人深受这种整体教育氛围的影响，长期积极参与清华丰富的学生活动。潘光旦曾记述：“一九一九年起的学生运动向学校争取到全校学生会的组织后，有了明确的全校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一定名额的‘评议员’组成……其中不止一个现在是我们全国政协的委员……一九二○年后，同学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谓‘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与检察官……我就曾当过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的检察官之一。”

五四运动后，清华发展了全校性的学生组织，并为全国学生会的筹组与成立贡献了力量。潘光旦在清华求学的后两三年间，对于学生运动“无役不与”，曾担任学生代表团的中文书记，负责各种文件与宣传品的起草工作，这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树立了关注民生的理想，并开始培养民主团体组织建设方面的能力，也为他民主精神的觉醒埋下了种子，为日后的进步活动和组织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

由于家学渊源、个人志向和清华高等科重视学习汉文和国学的风气影响，潘光旦一直抱有爱国情怀，他和高等科的同学们“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国外，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在清华的学习使他得以打下坚实的西学基础，同时也致力于国学方面的深造，在汉文和旧文献上下过功夫，课余时间他经常向国学老师请教，出国学习也带着如《十三经注疏》这样的书籍，时常翻看。

赴美留学回国后，潘光旦先在上海任教，担任了《时事新报•学灯》《华年》等多家报刊的主编或主笔。1934年8月，潘光旦回到母校任教，受聘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后来又兼任教务长，自此至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一直在清华及西南联大工作，成为校领导层的核心和骨干之一。

在这里，他将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融为一体，强国强种、探索中华民族优生之道成为他追寻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潘光旦在清华讲授过六门课程，即家庭演化、家庭问题、优生学、人才论、西洋社会思想史、儒家之社会思想，这些课程体现了潘光旦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同时，他喜欢并擅长演讲，且汉英双语的水平都很高，1936年《北平晨报》的一篇访问记述道，“潘先生擅演说，口才极好，每时他主讲题目的时候，会场特别叫座，尤其是潘先生第一次返母校任教授的那次演说，几乎大礼堂均告座满”。潘光旦展现出极强的号召力和亲和力，这对于他启发思想、团结同志、为组织吸纳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也乐于与青年学生交流讨论，不厌其烦地为其答疑解惑，课后也热情地接待上门拜访的学生们。潘光旦这种积极、和蔼的教学授业风格影响了一代清华学子，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成为民盟重要领导人的费孝通。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清华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当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和校长梅贻琦一起与军政当局进行商洽，以争取有利结果，为保护进步青年起到了缓和、斡旋的作用。

1937年，潘光旦随清华迁至西南联大，中断了在清华园的生活。在西南联大期间，潘光旦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西南联大进步教授之一。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告成立，1936年即已加入国家社会党的潘光旦自然也成为其中的一员。1943年，潘光旦与罗隆基、周新民等成立民盟云南地方组织筹备小组，宣传民盟主张并发展盟员，5月民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正式成立，随后，吴晗、闻一多、费孝通等加入民盟，他们为早期民盟组织建设、吸纳人才贡献了力量，也为日后清华民盟组织的建立与壮大奠定了基础。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潘光旦当选为13位中央常务委员之一。同年10月，民盟昆明支部改名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罗隆基任主任委员，潘光旦、吴晗、闻一多、费孝通等任委员。潘光旦见证了早期民盟组织的建设和成长，也在那时就播下了建设清华民盟组织的种子。

那段时期，这几位清华民盟先辈团结在一起奔走国是，民主论战，为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经历了激烈斗争的艰难时刻。1944年，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民主周刊》，这是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力广泛的民主进步刊物。潘光旦在《民主周刊》上发表了很多作品，如《民主政治与民族健康》《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教育的一条》《多党政治与团结的学习》《致马歇尔特使书》等，针砭时弊，宣传爱国民主思想，他所发表的政论在当时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同时，他多次代表民盟云南省支部声明民盟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坚定立场。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后，潘光旦也处于被暗杀的风险中，他曾与费孝通等借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可见当时形势之危急。这时期潘光旦曾写诗表达愤怒和失望：“含悲莫诉几覆盆，天涯累累涕泗痕。伊谁发愿此平反，富强长策且勿论。治国总由治人始，良相功同古所拟。颠而不扶焉用彼，何况残民沟壑委。”

传承与发展

抗战胜利后，清华处于复校的关键时期。1945年，潘光旦作为七位校务会议成员之一参加了复校计划的讨论，1946年参加了“国立清华大学复校第一次校务会议”。据清华大学档案《国立清华大学三十七学年度常设委员会名录》记录，潘光旦在清华复员后曾任评议会委员、图书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及图书馆馆长。

这一时期，在政治环境的严酷压力下，潘光旦仍坚持参与了清华园内的组织建设工作，与民盟组织保持联系，开展联合宣言、讲座、纪念等进步活动，关注学生运动和学生安全，关照烈士家属以及组织相关纪念活动。在潘光旦的日记中我们能看到他对社会发展的关心，他经常和同志们讨论国事。当时清华大学的民盟盟员潘光旦、费孝通、王瑶，以及后来加入民盟的钱伟长等经常在吴晗的住所西院12号评议时政，有时还有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一起研究斗争策略。1947年5月20日，北平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清华、北大100多名教授联名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47年暑假，清华学生会与吴晗商定举办时事讲座，由盟员教授主讲，其中潘光旦讲优生学，费孝通讲乡土社会与乡土重建等。民盟组织遭取缔后，潘光旦受到政治上的压力，有两年多物质生活较为困难，但他仍然坚持参与组织工作，在道路和方向上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回北平。潘光旦在日记中记录，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校务工作之余频繁出入位于太平胡同的民盟总部参加会议和讨论。同年11月民盟中央一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民盟基层组织小组改为区分部。根据这一决定，1950年4月9日民盟清华大学区分部正式成立，第一届组织共有五个支部小组，下设宣教、组织部门，潘光旦任主任委员。在他任期内，清华民盟组织得到了壮大，盟员人数达到81人，其中有诸多在盟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都为民盟的发展以及我国教育科研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潘光旦在这一时期的组织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作为第一位负责人继续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的统战工作和盟务活动，秉持“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使命，将他多年累积的经验和学识融入组织建设工作中。

他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参政议政工作，1949年发表《论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和服膺这种“主义”的人》，1950年发表《美国心理的诊断——论艾奇逊关于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说》《论婚姻法》《大错铸成的美国》《“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建立青年体格标准，提高青年“知己知彼”的认识》《民主国家的一笔法西斯账——美国反犹太运动史略》《积弱百年，一朝康复》，这些文章以事实为依据展开论述，配合了当时国家的宣传政策。

1952年7月因院系调整，潘光旦调离清华，结束了在清华民盟组织的工作。

继承与发扬

在清华求学、任职的漫长岁月中，在与清华师生、盟友们的长期交往中，潘光旦先生以其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清华人。

潘光旦先生属于最早的一批盟员，若依盟龄来说，先生的盟龄应当从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那一天算起。费孝通曾说：“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我和潘先生交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把他当成活字典。我碰到不懂的问题，不去查字典，而是去问他。”1946—1952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与潘光旦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而他的思想和为人都受到潘光旦先生的影响。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思想有它的来源的。我学的这套东西哪儿来的呢？我的思想哪儿来的呢？应该说是从我的老师那儿来的……潘先生对我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我在潘先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文世界’这个概念。我这个概念是从潘先生的思想里边来的。”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人生追求上，潘光旦都深深地影响着费孝通，并被一代代民盟人、清华人传承延续下去。

钱伟长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忆述：“他（潘光旦）做教务长，每次我们都找他面谈……完了以后他总把我留下，因为我属于研究生，是留下的，偷偷地告诉我一句话说：‘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作缓冲的人。’他是这样一种态度，作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他说：‘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老是这一句话。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总是讲而不处分的，一般是不处分的，就开除过两批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这是潘先生的情况。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虽然作了教务长，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迫害学生的。这一点很重要。”

闻一多曾赋诗盛赞潘光旦，“领袖英伦，润色鸿业，斯文不坠，大匹必扶，直券受耳，尚其勉旃”。梁实秋在《雅舍小品选·书房》里描述潘氏书斋说：“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是潘光旦母亲的手工，潘光旦还为此写下“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绵”的诗句。一代代清华学者都喜爱潘光旦的为人，喜欢与他交往。潘光旦先生的这种品格风骨让我们联想到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确实诠释了这种精神。

潘光旦先生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使命感贯穿了他的一生，正是这些特质使他先一步迈出了靠近组织并参与其建设的步伐。他在清华求学任教期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初心和方向使他们团结起来，经过岁月的洗礼而历久弥坚，对清华民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积极的作用。潘光旦先生对于清华民盟组织的影响深远，他的人格和精神一以贯之，与民盟精神、清华精神共同成长、互为印证，将在一代代清华盟员中延续和发扬下去。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文化建设办公室、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