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的先贤如星河灿烂，他们既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又是学养高深的知识精英，大多精于诗词歌赋，无论在革命战争岁月、新中国建设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创作了不少真挚典雅的诗词作品。先贤们的诗词犹如一册生动的时代风云录，不仅清晰地反映了民盟先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懈求索的奋斗历程和始终不渝的理想信念，更再现了党盟合作的光辉历史。

“伤心尘世悲和泪”

早期诗词中的忧国忧民思想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黑暗，国家灾难深重。民盟先贤身处乱世，忧国忧民，伤时感乱。因而关心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统治阶级残民虐民的暴行，成为他们早期诗歌的主要内容。

张澜的早期诗歌深受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的影响，多“为时而著、为事而著”，“惟歌生民病”。1936—1937年间，川北大旱，张澜目睹了城乡平民大饥、饿殍遍地的惨状，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奋笔书写了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诗篇《乡居杂感》二十首。如其中的二首，“贫苦偏生四五雏，饥啼难止痛空厨。举家屡欲逃荒走，又恐无依死道途”，“一年须上八年粮,饱暖无期日夜忙。已说罚金加滞纳,又催旧契验田房”。张澜通过对几个场景的细致描写，展开了一卷川西大灾的白描长图。众多饥民空厨无粮、逃荒无路，但即便在这种悲惨绝境中，官府仍然不管饥民死活，敲骨吸髓般地横征暴敛。这些诗揭露了反动统治者榨取民脂民膏的罪行。

楚图南年幼时曾依附亲属帮佣为生，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底层人民的生活，使他对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对腐朽的社会制度充满了不平。他早期在《民歌一首》中写道：“月亮出来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民歌一曲千行泪，天上人间一样秋。”这首诗用近似民谣的形式，揭示了当时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一样的秋月之下，人们的生活却千差万别。这是旧制度下人间世态的真实写照，体现出楚图南早期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

闻一多是著名的现代派诗人，1925年，他怀着对祖国的渴念和期望从美国归来，但北洋军阀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令闻一多心中的梦猝然破灭。他愤然成诗，写出著名的自由体诗《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闻一多对“一沟绝望的死水”的细致描绘，是对当时腐朽颓败社会现状形象的揭露。“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写出了诗人面对“死水”继失望而产生的恨极心情。“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又写出了诗人迫切希望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全诗充满对黑暗社会的痛切诅咒，表现出一种彻底不妥协的精神，在冷峻里灌注着一腔爱国主义的热情之火。

民盟先贤这些诗词已带有朴素的阶级及阶级斗争的观念，体现出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进步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基因和情怀，决定了民盟先贤能在其后的人生道路上，以进步的心态领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民于水火”的信念，因而最终做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

“云雷青史旧同舟”

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共的推重

早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下，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他们写诗撰文，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播撒共产主义的种子。

民盟先贤陈望道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1年新年，陈望道和李达、沈雁冰等印了数万张贺年片，这些贺年片实际上是革命传单，正面印着“恭贺新年”，背面则印着陈望道撰写的新诗《太平歌》：“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陈望道等人在上海最热闹的南市和“大世界”等地散发这些贺年片，当天数以万计的贺年片散发到大街小巷的市民手里。一些工人非常感动地说：“上海滩有人关心工人了。”巡捕房看到后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后来，中共中央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把陈望道的这首诗誉为“鼓吹共产主义的歌”。陈望道的诗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凝练了《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内容，扩大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能够出现这样的诗确实弥足珍贵。

民盟先贤对中共的推重也体现在对中共领袖的敬仰上。民盟先贤柳亚子早在1926年就与毛泽东相识，为毛泽东的非凡见识所折服。1929年，当柳亚子得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并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时，异常兴奋，创作了《存殁口号》一诗：“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中的“湖南赤帜正纵横”，是对毛泽东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赞颂；“并世支那两列宁”，是把孙中山和毛泽东看作中国的“列宁”。在毛泽东尚未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之时，柳亚子就给予他如此高的评价和赞扬，这需要何等的慧眼和胆识。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会见柳亚子，柳亚子又赋诗《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结尾四句为：“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柳亚子以“霖雨苍生”赞颂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更是对毛泽东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而“云雷青史旧同舟”之句，则概括出包括民盟在内的民主党派与中共在革命道路上同舟共济的光辉历史。

“不扫楼兰誓不还”

追随中共喋血奋战迎解放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许多民盟先贤以诗词言志，表达他们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坚决反对国民党暴政，为建立新中国不惜喋血奋战的决心。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国民党统治集团为重建法西斯独裁政权，于1946年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千方百计拉拢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参加。黄炎培特别写了一首七律《吾心》，表明决不参加伪国大的立场：“老叩吾心矩或违，十年回首只无衣。立身不管人推挽， 铄口宁愁众是非。渊静被驱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

在这首诗中，黄炎培表示不管他人是推是挽，也不怕众口说是说非，绝不会倒向为渊驱鱼的国民党一边。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国共两个阵营“谁仁谁暴”，所以不会像西山采薇的伯夷、叔齐那样糊涂地隐居起来，而是要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

在解放战争这场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民盟与中共携手反对国民党专制，许多民盟前辈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

陈然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盟员。1949年10月28日，陈然在重庆大坪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6岁。他在国民党的黑牢中，写下了著名的诗歌《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杜斌丞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他于1947年3月20日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10月7日英勇就义。杜斌丞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当他听说人民解放军挺进潼关时，喜赋诗词，其中一首五律后四句是：“人恨秦暴虐，群望汉旌旗。我有擎天手，与子以为期。”可惜他在狱中所作的诗未完整保留下来，其中一首七绝仅存后三句，“汉家旌旗满潼关。为问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

他在遗书中说：“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死生，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

“万水千山行重行”

谱写党盟合作新诗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民盟也开始新的历史征程。民盟先贤努力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作为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参与新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的设计，积极推动新中国首都的城市规划。1961年，梁思成在登桂林叠彩山时赋诗曰：“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这首诗表现的正是梁思成紧跟社会主义步伐，奋勇攀登、一马当先、拼命向前的精神姿态。

华罗庚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1984年，74岁高龄的华罗庚在病榻上作《述怀》诗：“即使能活一百年，36524日而已。/而今已过四分之三，怎能胡乱轻抛。/何况还有，老病无能为计。/若细算，有效工作日，在2000天以内矣！/搬弄是非者是催命鬼，谈空话者非真知己。/少说闲话，休生闲气。/争地位，患得失，更无道理。/学术权威似浮云，百万富翁若敝屣。/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

毕生都驰骋在“数学王国”里的华罗庚，平时讲话总是口不离“数”，这首别有情趣的诗，也是以数字入诗，反映出华罗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费孝通怀着志在爱国富民的书生初心，笔耕于书斋，奔波于祖国大地，活跃于参政议政的舞台上，开创了民盟工作的新局面，这些在他的许多诗词中都得到生动的反映。1983年，费老访苏南四市，写了《和友人诗三首》，其中写道，“一介书生逢盛世，著书耻为稻粱谋”，“老来不慕归田乐，随众奔波为国谋”。

1993年，83岁的费老返归故里，回忆起母校时赋诗写道：“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

在费老的诗作中，还有“白发垂年尚未迟”“老骥试霜蹄”“登攀艰难心自怡”等许多意气风发的诗句。这些诗句都可视作以费老为代表的民盟领导人为多党合作事业努力奋斗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民盟北京市委统战理论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