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作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写在大时代背景上，其成就在学界，也在政坛，他一生行迹为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及民盟工作提交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答卷。从改革开放之后费孝通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复出，家乡吴江人便尊称他为“费老”。

首谈“政治交接”

1996年，民盟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民盟1997年的换届问题，费老所作的讲话《几点想法》充分表述了“政治交接”的使命与意义：一方面，变是为了不变，变是保证政治制度的不变；另一方面，退是为了进，个人在原有工作岗位的退是为了整个社会、国家的进。时年86岁高龄的费老还分享了切身体会：“到井冈山烈士墓献花的时候，有100多个台阶要上。人家上得轻松，我就累得气喘吁吁，跟不上。尽管我有很好的愿望，身体却吃不消了。如果不上去，我就失了职。为了尽职，我就挺上去，结果回来后既要吸氧气，又得吃硝酸甘油。这对我是个很深刻也很生动的教育。自己对于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勉强去做，用心很好，可是很难担负起应当负的责任。”薪火传承，人事的交接，本质是政治交接，目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继承党派历史传统。

知道所由来，方能明白所欲行。费老也曾回顾自己加入民盟的经历，入盟介绍人就是与民盟组织一起诞生的民盟先驱。他说：“民盟是由一些在政治上互相信得过的人组成的。我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没有犯错误，一是靠党，二是靠民盟同志的帮助和监督。”晚年费老在《入盟五十六年》一文中，忆及1945年自己作为一名“民主教授”，通过周围一批进步的朋友加入民盟，“使我在民盟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追述历史，一是缘于深情，更重要的是正视现状。费老写于1986年2月的《悼愈老》，沉痛与沉思齐聚笔端：“在过去短短的七个月里，我们民盟竟失去了三位领导人，史大姐、华公和愈老。……无可否认的，我们盟的组织面临了严重的新老结合、新老交替的问题。带路的同志一个接一个的离开这个队伍，看来事实已证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动手得已经迟了一步。我们只有加快步伐，引进和锻炼新人，接好这个班，才能完成党所交付我们的任务。”

1987年刚接替民盟中央主席重任的费老就说明：“我们这些老人本来是应当退休了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个断层。”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造成民主党派工作长时间停滞，民盟领导层出现大面积空白与断层。“历史老人”在进入21世纪前已属“最后一届”，换届工作则亟需补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交接”一环，新的接班人需“身份认同”补上盟史课，如此接力，方能保持“人事变动中动而不震，震而不乱”。

1996年11月，费老辞去民盟中央主席一职，为历史性的换届工作作好铺垫。《几点想法》最终落实到一点，“民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的一个参政党，也要强调讲政治”。尊重历史，与时俱进，民盟“政治交接”对民主党派在新时期如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有重大的资鉴意义。

趣谈“多党合作”

费老坦言，他的政治生命是依靠民盟这个组织走过来的。引入盟者有恩师潘光旦，还有民主战士闻一多等人。费老为纪念闻一多诞辰80周年作文《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追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都在昆明，在一起工作，更有幸的是还曾在一起战斗”，称闻一多是“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表示“榜样是最好的引导，他的谦逊而又坚定的声音，发人深省”。

穿过硝烟，由革命而建设，向着民主与现代化不懈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与智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十六字方针是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史选择和共识凝聚。是诤友，也是挚友，作为参政党，民盟与各民主党派在新时代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我们的多党合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对此，费老有诸多精辟论述。1988年4月，费老所作《茶叙答问》（原为“在民盟吉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首次以“闻一多”之名取譬，亲切诠释“一”与“多”的关系：“多党合作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我认为是一个新政治结构，一个格局，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民盟有一位先烈叫闻一多，这个‘一’、‘多’就可以说明它的内容。共产党领导是‘一’，在‘一’之下有‘多’，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一’、‘多’是领导和合作的关系。”

由“一”与“多”推论到“纯”与“杂”。1988年10月，费老在《群言》发表《团结起来，开拓前进》：“共产党是先锋队，要用自己的威信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因此要‘纯’。民主党派要协助了解和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因此要‘杂’，就是要广泛和包容。十亿人民利益有不同，观点有差别，所以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里要有一个广泛联系的统一战线。”1988年11月，《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提及“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有两个‘眼’，一个是领导，一个是合作人”，重申：“党来指出方向，他们要走在前面，要纯，要有纪律，要有高度威信，所以共产党是‘一’。党是先锋队。党的主要任务是起领导作用。”“光有‘一’是不行的，有‘一’就有‘多’，有纯就有杂。这个‘多’是在‘一’领导下的。社会上有许多不同利益，民主党派要代表不同利益。”同年12月，在接见《北京周报（英文版）》记者时，他专门谈了多党合作，从形成历史谈到制度特征“一个要纯，一个要杂”，再谈到在多党合作中民盟着重要做的事“参政议政，民主监督”，“闻一多”的譬喻生动再现，一以贯之。

恳谈“民盟方针”

民盟的历史与光荣传统，费老曾以一言蔽之：“我们民盟是从‘爱国’两个字上长出来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民盟如何站位、如何作为，作为领导人，费老做了深入探索。原则与前提明确，重点则在加强自身建设，以务实促务虚。1986年7月，费老与民盟中央机关干部谈心，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喜欢用比喻，就把民盟中央的改革称作‘太平胡同里不太平’，希望盟中央在这个改革浪潮中，有点动静，不再太平无事。”（太平胡同即今民盟中央机关办公地东厂北巷）1988年4月，《茶叙问答》中，回答“民盟怎么办”，费老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部而言，工作如何开拓；第二是自身的改革、建设。”

在实践中总结，由工作路径上升为工作方针。1989年3月，他提议：“8万多盟员，都来想点办法，做实事，做好事，做有益于人民的事。”1991年7月，在《志在富民》一文中又谈到：“作为民盟成员，我们要用知识推动社会前进。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1992年，“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这十二字被正式确立为民盟的工作方针，写入民盟七大工作报告中。1997年8月，费老接受采访，依然强调民主党派的作为“最简单地说，是做好事，做实事”。朴实无华，掷地有声。

知识分子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也是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主力军。推己及人，《费孝通晚年谈话录》记载：1987年12月，与民盟广东省委会盟员座谈时，费老说“民盟要代表知识分子正当利益的。这是民盟的第一条任务”；1995年4月，与民盟河南省委会机关人员座谈，他提了两点要求，“民盟组织要帮助盟员发挥专长；民主党派要成为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

改革开放以来，民盟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发声，显身手，作贡献。20世纪90年代，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特别是针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民盟中央率先提出方案，令人注目。费老更是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做足了大效应的“小文章”，先后发表《小城镇，大问题》《小商品，大市场》等系列文章，在城镇化、一体化、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发挥灵动又从容的前导作用。

世纪之交，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命题，振聋发聩，具有世纪性与世界性启示。对知识分子而言，特别是民主党派成员，无疑寄予了更大的希望——自知之明，自觉担当起引领社会与文化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决”的时代使命。这是“士”之担当，也是“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全球化坐标系中的自信与守望。

（作者单位：民盟苏州市吴江区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