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文化建设工作实践看，重视团结文化界党外人士，积极引导统一战线成员投身党的文化事业，共同推进统战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之一。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特别是许多党外人士都是统战文化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苏渊雷及其文化建设理念的形成就是代表之一。

苏渊雷（1908—1995），原名中常，字仲翔，生于浙江平阳县玉龙口村（今属苍南县），与苏步青、苏昧朔是同乡，有“平阳三苏”之称。苏渊雷祖上累世耕读，家道小康。1926年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浙江省学联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结识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周恩来等，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逮捕，囚于杭州陆军监狱，六年的监狱生活中，他于文、史、哲有关书籍无不涉猎，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期间，他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进步书刊编辑出版工作，与黄炎培、沈钧儒、章士钊、马一浮、田汉等一同从事抗日进步文化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曾任上海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秘书兼文管会秘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韵文学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1956年6月他加入民盟，任民盟上海市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

苏渊雷文化建设理念的形成

观苏渊雷平生治学和文化建设理念的形成，同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力主融通，批判综合，兼收并蓄，志在“抽绎古今圣哲之绪物，融合文史科学之精华，统摄成篇，以为典要，期在树立人类智慧之新体系”，是其文化建设理念的要旨。

《文化综合论》是其文化建设理念的最初表达。这是苏渊雷出狱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1934年刊于上海的《文化建设》杂志。他在文中对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运动和国内外学者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作了批判性的历史回顾，提出了文化综合论。在他看来：“谈文化建设和改造，只有出诸综合之一途。但‘综合’的先行程序是‘批判’。没有批判的综合，是机会主义的‘综合’；没有综合的‘批判’，是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现在的综合，已不是物理机械的‘混合’，而是化学的有机的‘化合’了，也不是架空的观念之联络，而是依存于经济基础之真实的适应了。”同时，他针对我国知识界尤其是青年人缺乏人生综合的知识、缺乏严肃的态度与批判精神的现象，提出文化综合运动的必要性、意义及行动路径，并再一次指出“这场运动的精神在于‘批判’‘综合’四字。在综合之先应尽量对于‘西学’（资产阶级上升期理论）或‘国故’（包括诸子学、史学、文学等）作合理的批判，然后建设自己谨严的灿烂的新文化系统”。作者是围绕着“批判”与“综合”的精神来谈文化建设与改造，这种批判并非虚无主义的批判，而是批判地继承。

真正标志苏渊雷文化建设理念形成的是《民族文化论纲》的完成。《民族文化论纲》共分四个部分，在导言里，他开宗明义地提出自己的文化观：“文化是价值生活的创造。指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生活之最高形式，它包括精神活动，物质生产，以及二者关联与发展的全程。……文化有三性：一、继承性；二、吸收性；三、创造性。继承是历史传统，吸收是时代的潮流，创造是民族的形式。谈文化建设，必须涉及历史的因缘和现实的条件，不作‘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之想，亦不愿侈谈‘龙肉’而不得一饱。”接着分章节论述了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如何创造新民族文化。在谈到继承历史传统时，他指出：“在今日，要想建立一种与故旧绝缘的文化，实在是件不可能的事。而且依照思想之辩证法的法则，文化之史的发展规律也断不容我们对旧文化弃之如敝屐，何况它还是培养新文化灿烂之花的沃土？”对于文化吸收性与创造性，他认为：“文化吸收性的大小，要看一民族生活力的健康与否以为断。但一民族之能吸收外来文化，第一，要首先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为基础，然后才能从容吞吐，择善固执；第二，要有健全的内部机构，从事有计划的进行，多方准备。文化吸收，不是架空的观念之联络，而是依存于经济基础之真实的适应。至于文化的创造，正是最高的综合。”至此，苏渊雷文化建设理念才真正形成。

在《文化综合论》中他回答了文化建设的方法论问题，而《民族文化论纲》则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体系的问题，由此奠定了他的历史文化观。在《困学自述》中，他指出：“《民族文化论纲》等的撰成，初步形成了我辩证的整体历史进化观点。”在他看来：社会上某种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从横的方面说，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从纵的方面说，则是继承若干历史的传统而又呈现它本身的时代特征。这一历史的传统，随着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形态的改变，不断更新其内容，以求适合并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它影响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意义深远而巨大。假使我们从历史长河中割断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就没有办法说明它“积厚流光”的过程。因此，对于新文化的建设，他提倡，必须观史迹之风势，探索其发展的规律。这不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文化表达吗？

苏渊雷文化建设理念之根脉

苏渊雷文化建设理念的形成是以他的哲学理论为基础的，代表他哲学理论的主要著作有《易学会通》《宇宙疑谜发展史》《天人四论》等。《易学会通》是1933年他在狱中写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全书“以易为本，而不限于易。取证老庄，旁参佛氏，远征西哲，近引诸儒”。在写作手法上以天人之所必然，而述事理之所当然，旨在“以求贯通，不囿畛域；意在博约，何滞古今？将以泯汉宋之争，祛理数之蔽；去彼神秘之外衣，以求合理之核心，为人天作眼目，通内外之学焉”。《宇宙疑谜发展史》著于1934年，是苏渊雷有感于孔德和费尔巴哈关于宇宙人类的思想学说，便把东西方关于宇宙的解答和设想加以历史的综合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现代的世界观。在他看来，宇宙是变动不居、理一分殊的，是一个错综的网，有伟大的力，是无限、富饶与奇异，对立与和谐的统一。他认为，只有对宇宙抱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态度。《天人四论》写于1941年，书中全面引用佛法来讲述新宇宙论、新认识论、新历史观、新人生观，旨在“传达新唯物论要义”。在他看来，“宇宙乃是空间、时间、物质、能力四者之合体。宏观世界大至无垠，微观世界小至极微。一切都在物质与能力的互换之中，生生不已”，“认识乃是理性与经验、感性与悟性的结合”，并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中最具说明能力。由此，提出人生的过程应是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服务与创造的统一。他在《困学自述》中也写道：“至此，我的学术思想体系初步确立。即于批判综合的同时，坚持文化的继承、吸收和创造三性。”

综观苏渊雷文化建设理念的形成，不难看出，他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批判，弃伪存真，创造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最终目的是创造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的最高境界即“价值生活与感觉生活的调和”，他认为这是人生的最高理想，正如他诗中所言：“物心双遣天人我，客贼齐来有主宾，解得青山独往意，何妨步步踏红尘。”而这正是苏渊雷文化建设理念的体用表达，它揭示的是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探索，体现的是一名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在大时代面前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城市民族和宗教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