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1日,《时代评论》周刊在昆明创刊。看到这份凝聚着时代评论社同人心血的周刊,创办者之一闻一多满心欢喜,端详着创刊号的版头,不禁脱口而出:这门面一看就像有一把年纪!

闻一多的这句“有一把年纪”,实指《时代评论》周刊的版头与曾经《自由论坛》周刊的版头如出一辙。这“有一把年纪”所含的深意,让《时代评论》周刊的发行人兼编辑史靖(王康)倍感欣慰,曾经为《自由论坛》周刊花费的心血育出了新的成果,他们终于有了自己掌握主动权的一方园地,一方倡导民主思想、发表时事见解的园地。

抗战期间,潘光旦、闻一多、王赣愚、费孝通、曾昭抡等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的教授常在报刊上发表学术与时政研究文章,他们满心希望能有一方阐发自身学术观点和民主思想的阵地,教授们主张团结抗日、倡导民主自由的思想倾向深深地润化着青年学子们。在潘光旦、王赣愚等教授的影响和支持下,1942年底,云南大学政治系四年级学生杜才奇(杜迈之)找到学长郭相卿,推动其出面办一份刊物。

郭相卿是云南人,1938年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1942年大学一毕业便受到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的重用,当上了省参议员。这些教授和青年学子们认为由郭相卿出面办刊较为适宜。郭相卿在云南大学学习期间,曾受到教授们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团结抗战有一定认识;他是学政治的,也懂得既然从政,便需要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因此愿意出面办刊。几位师友一商议,组成了自由论坛社,刊行《自由论坛》月刊,由郭相卿作发行人,刊物的编辑由杜才奇和他的同班同学周维迅担任。郭相卿利用他在政府中的关系,很快办妥了出版刊物的登记手续。

1943年2月15日《自由论坛》正式出刊,至1945年3月20日终刊,共发行3卷计16期月刊。该刊撰稿人有潘光旦、王赣愚、费孝通、曾昭抡、张奚若、陶云逵、吴晗、张申府、罗隆基、冯至、沈从文等教授及教员,其中不少人是民盟盟员;年轻一些的撰稿人都是西南联大社会学专业毕业生。撰稿人中不乏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成员,即日后著名的“魁阁”学人。

1944年夏,为谋发展,自由论坛社社务委员会决定增办周刊。周刊为对开四版小报,因每周日出刊,故名为《自由论坛·星期增刊》,由王康担任编辑。月刊仍由杜才奇编辑,袁方负责周刊与月刊的联系和协调。《自由论坛·星期增刊》多发表一些文学艺术类的作品,题材广泛,可读性强,吸引了不少读者,因而增大了发行量。

《自由论坛·星期增刊》1944年9月24日创刊,发行19期后,自1945年3月17日第20期起定名为《自由论坛·周刊》。后因经费等问题,周刊发行至1945年5月27日第28期后暂停。

1945年9月4日,郭相卿在《中央日报》刊发《自由论坛周报(简称自由周报)复刊启事》:

本报自28期起因故暂行停刊,迄今已有三月,其间因承读者来函或亲临垂询,衷心至为感奋!兹为配合今后建国,并副读者厚爱,特请过去生活导报与大国民报人员主持编辑及发行事务,以求革新,并定于九月上旬自29期起复刊。

然而自由论坛社社员发现,复刊后的《自由论坛·周刊》不仅刊名改为《自由论坛周报(简称自由周报)》,且报头版式也完全改变,同人们顿觉蹊跷。正在他们不解之际,9月10日,郭相卿以“自由论坛社社长”之名在《中央日报》刊登《自由论坛社重要声明》,称:

讵适于本社调整人事及本人公私交迫之际,即有人在外假借本社名义,参加发表宣言通电等等。而在此类宣言通电之发表前,本人并未预闻其事,闻悉之下,不胜诧异!除向有关方面彻查责任外,特分别刊登昆明中央日报及重庆大公报声明无效。又:本年四月间重庆出版之某刊物载有《介绍民主同盟》一文,其中所称本社之月刊及周报均为该同盟之机关报一节,亦与事实不符。本社自三十一年创立以来,立场绝对中立,与各政治团体绝无任何关系;至社务方面,除有关编辑、经理、发行等业务得由社中各该部负责人独立执行外,其余一切对外事务均以本人之名义签章行之,否则一概无效。

自由论坛社同人闻郭相卿此言,十分惊骇。而引得郭相卿大动肝火的,是《中华论坛》记者在谈到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杂志和有关的刊物报纸时的一段话:

有关的日报有在成都出版的《华西日报》和《新中国日报》;刊物有在重庆出版,由章伯钧先生主编的《中华论坛》,黄炎培先生主编的《国讯和宪政》,和在昆明出版,由罗隆基先生主编的《民主周刊》和潘光旦先生主编的《自由论坛》等等。

记者的这一报道使郭相卿惊恐万分,即刻登报声明他的政治立场,以撇清与民盟的关系。

《自由论坛》是在潘光旦、王赣愚等教授的倡导和支持下创办的,因由郭相卿出面申办相关手续,遂以郭相卿作为发行人便也合乎情理。而实际上,社内所有事务均由社务委员会潘光旦、王赣愚、费孝通主持,这在《自由论坛》版权页上已有充分体现。

《自由论坛》第1卷第1期至第2卷第4期,编辑者和发行者均为自由论坛社,发行人为郭相卿。至1944年7月第2卷第5期始由郭相卿作为“社长兼发行人”,编辑者和发行者仍为自由论坛社。尽管赋予郭相卿“社长”之名,社内的大小事务依然由社务委员会主持,尤其是潘光旦同时兼负主编之责,除了坚持为刊物撰稿,还亲自执笔撰写“社论”,且想方设法为刊物联系广告。在《自由论坛》出版的16期月刊中,潘光旦和王赣愚撰写的文章最多,其中潘光旦署名的文章九篇、王赣愚署名的文章八篇,且已确认由潘光旦执笔的“社论”便有三篇。《自由论坛》的经费多来自广告,其中云南省合作金库、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几个银行的广告都是潘光旦亲自联系的。

鉴于郭相卿的声明与事实大相径庭,自由论坛社社务委员会即在9月17日的《云南日报》刊登《自由论坛社重要启事》,予以反驳。

查本社与各政团一向本无任何关系,惟历届所参加发表之宣言通电等则确与本社同人主张相合,同人愿负完全责任。至于对外事务,并未赋予社长执行之,兹并由本届社员大会(九月十二日)决议废止社长制,今后一切对外事务概以社务委员会之名义执行之,特此合并声明。

因《自由论坛》时常发表批评时政的文章,因而受到政府新闻审查部门的警告,作为“社长”的郭相卿自然要承受一定压力。郭相卿唯恐此事影响他的政治前途。9月下旬,郭相卿分别在《中央日报》和《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反复声称“本社自三十一年创立以来,立场即一贯中立,而与各政治团体尤无任何关系”,竭尽全力撇清与民盟的关系。

为澄清事实,说明真相,1945年9月27日,《云南日报》刊登了《潘光旦、王赣愚、费孝通为自由论坛社成立经过声明》和自由论坛社社员潘光旦、闻一多、王赣愚、费孝通、吴晗、曾昭抡等10余人同启的《自由论坛社社员大会启事》,宣布自即日起解散自由论坛社。9月30日出版的《民主周刊》报道了自由论坛社解散的消息,深为其惋惜:“自由论坛社是昆明市言论出版机构中有相当历史的一个,该社过去所出的月刊和周刊,都拥有广大的读者,在推进民主文化的工作上,曾有过不少的贡献。”惋惜之余,同人们开始酝酿重新创建一个舆论阵地。

10月2日晚,闻一多、费孝通、吴晗、张奚若、楚图南、费青、向达、尚钺、闻家驷、吴富恒、张之毅 、王康、袁方、胡庆钧等集聚在费孝通任系主任的云南大学社会系办公室,商议创办一份刊物。潘光旦因去重庆、成都等地公干,没能参会。会上大家一致赞同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并商定办刊经费由闻一多和吴晗负责筹措,费孝通任主编,王康为发行人,编务等一应事务交由王康办理。因为有着痛失自由论坛社的前车之鉴,会议结束后,闻一多连夜用不久前吴晗买的一枚寿山石赶刻出时代评论社章。第二天闻一多将刻好的社章交给王康,嘱咐王康一边去昆明市政府办理备案并转呈内政部登记的相关手续,一边筹划《时代评论》周刊尽快出刊。

但是郭相卿并未就此收敛,10月中旬,又在改头换面的《自由论坛周报》上连篇累牍地刊载《警告潘光旦先生》的长文。而此时,原自由论坛社同人已经开辟了新的阵地,集中精力投入《时代评论》周刊的编辑与发行中了。

国难当头之际,自由论坛社能够坚持两年多,确属不易。这些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教授同聚集在他们身边的青年学子,小心地呵护着《自由论坛》这方园地,从出版月刊到增发周刊,日渐发展。然道不同不相为谋,因意志薄弱者“诪张反复”“叛师卖友”,最终发生了令他们痛心的决裂。痛定思痛,他们才意识到“文化事业在今天的环境下,不能不是一种战斗的结合。战斗的事业要求健全的组织,倘组织不够健全,纯靠师生朋友之类感情纽带来维系,一定不能持续于永久”。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