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我跟时任《北京日报》文艺部编辑、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孙郁说,想去北京拜会一下汪曾祺老先生,烦请郁兄引见。不料一个月后竟传来汪老辞世的消息,这一心愿竟成永远的遗憾。
那时,郁兄是汪老的近邻,两人都住在北京南城的蒲黄榆。1993年初,《北京日报》文艺部举办春节茶话会,郁兄登门给汪老送请柬,之后两人有了持续五年的交往。
郁兄于我在文学上的提升,多年一以贯之。我心中最好的实体书店——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也是他领我进门的。我珍藏至今的《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散文卷和《晚翠文谈新编》,都来自这家书店。
汪老与郁兄,都是悄然改变我文学与人生走向的人。
文学中的汪老
三本汪著,长年摆在我的床头柜上,封面的四边都变得焦黄,套封的边缘有了破损,足见翻阅之多。
汪老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小说也是名篇,还有大量散文、戏剧。但在我的青年时代,影响我最大的却是汪老关于语言的论述,特别是《小说笔谈》《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文学语言杂谈》《小说的思想和语言》《思想·语言·结构》《学话常谈》等多篇。汪老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
很多年后,评论家王彬彬在《欣赏文学就是欣赏语言》一文中“力挺”汪老:“欣赏小说,可以有三个层次,即欣赏故事的层次、欣赏思想的层次、欣赏语言的层次。”他又说:“最高层次的欣赏者,目光则始终专注于语言。他咀嚼着作品的一字一句的表达,品味着作品的遣词造句的方式,总之是,寻思着作品中的各种修辞手段。他欣赏着、研究着作品的语言,也依据语言来评价作品。”
郁兄是汪老的忘年交,亦是他的“粉丝”。郁兄的著作中关于汪老的一本,名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再版时更名为《闲话汪曾祺》。两个版本的区别是,《闲话》中多了一篇《再版自序》,其中有郁兄对汪老最新的认知:“汪曾祺生前没有料到自己的重要价值,他的学识与文笔之好,同代人也一时难以描之……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学问家,但他的学问不都是书本的知识,还有生活的道理。在其作品里,这些学问都以很东方的方式传达出来,且又有现代主义的背景。我们看他谈及历史掌故与古代文章,其眼光往往还在一般学者之上;对语言学、文学史的理解,都有专业人士少见的意识。但他没有把这些学究化,而是在诗意与风俗画的感性描绘中,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而且,他常能悟出生活里的理趣,那些我们以为平常的存在,经由其笔,便有了神异之调,仿佛佛光的临照,不明之物突然通透可感,无意义者便有了意义。”
此前,郁兄在《闲录》中有言:“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文体都有些生硬,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我也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文化遗失部分的复苏……沈从文的清秀、废名的古朴,在他那里都有些。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后面有着欧美文学的悲凉的况味,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较之他的文学前辈,他似乎更好地处理了文学个人化问题。”郁兄这些论述,有道出我欲言者,更有道出我欲言而不知如何言之者,脑中每每有洞开之感。
郁兄还在《闲录》中描摹了汪老的种种生活情状,洒脱,喜独处,爱笑,爱喝酒,爱做菜却对食材极挑剔,尤其对笑、酒和菜着墨较多。关于这一点,熟悉汪老的人多有共识。陆文夫在《酒仙汪曾祺》里写了一个颇具童心童趣且又执拗的汪老:邓友梅想吃汪老做的菜,汪老答应给做。在约好的日子,邓接到汪老电话,说今天不行,一种原料没买到。改日后,还是没买到,要求再改日。邓说马马虎虎算了,汪老说不行,“在烹饪学中原料是第一”。于是再改日。终于有一天,约好时间没有变,邓早早到了汪家。汪老不在,家人说他去菜市场了。等到饭点未归,家人到菜市场寻找,却见汪老在一家小酒馆里自斟自饮。问他何故,答曰,该买的菜还是没买到,不如自己先喝点儿。酒杯一端,就把请客的事给忘了。邓到最后也没吃到汪老做的菜。
你说汪老这人,好玩吧?
好玩是一种优良品质。给别人玩,也自己玩。玩来玩去,一辈子津津有味,多好。
高邮城里的汪老
2024年4月,我和友人昌平到淮安参加活动,顺路去汪老的故乡高邮,“朝拜”汪曾祺纪念馆及故居。
汪老笔下的高邮是这样的:“运河西边,是高邮湖。城的地势低,据说运河的河底和城墙垛子一般高。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因此,常常闹水灾。县境内有很多河道。出城到乡镇,大都是坐船。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汪老写的是1939年他离家去昆明上学以前的高邮。现在的高邮不是这样了。我们沿着高速公路过来,路旁倒是有水,船好像一条也没见。
在热心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竺家巷9号汪曾祺故居。竺家巷是一条宽三米左右的小巷,灰砖地面,两侧大多是灰砖墙面,也有灰色水泥墙面。我们轮流跟汪老故居合影,交谈声惊动了屋中人。门开了,一位面目清秀、身材矮小的白发老人侧出半个身子,得知我们是远道而来的“汪迷”,老人笑着邀请我们进屋。交谈后得知,她是汪老的妹妹汪丽纹,乃汪老继母张氏所生,现已84岁高龄。
我注意到汪老故居门侧贴着一副对联:“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联完好,像新贴不久的一样。这是宋儒程颢的诗,汪老在《自报家门》一文中提及,还说他“很喜欢”。
进门是客厅。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幅汪老的照片,是指缝夹着香烟、歪头做沉思状的那幅。客厅两侧墙壁上有汪老的画作,折枝茶花,青头菌,牛肝菌,一只藏在树丛中的小动物,像猴子却不是猴子……院中靠墙的一侧,有不知名的绿植,开白色花朵,可以闻到隐隐的香气。
所谓汪老故居,严格说,只是汪老故居的一角,真正的故居要大得多。汪老自诉,到底多大他也不知,就知道两条巷子夹着前后门,一条围墙,开了九家店——豆腐店、南货店、烧饼店、药店、烟店、糕店、棉席店、布店、剃头店,共有房屋24间半。汪老父亲名下共有26处房产,这只是其中之一。汪曾祺纪念馆坐落在故居前面,在24间半房屋和院落的旧址上。进馆之前,我们先在外围转悠了一圈。纪念馆高大的木纹清水混凝土外立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对建筑是外得离谱的外行,对此不敢置喙。纪念馆正面的水池和石板桥,侧面文化墙上的汪老铁片雕像和名作标题,包括步道和花径在内,我都喜欢。尤其喜欢那池水。汪老的小说里荡满水意,纪念馆周边没水怎么行?
池水很清,清澈见底,却不见一条游鱼。我觉得应该有鱼。不是忸怩作态的彩色观赏鱼,是指高邮城周边水域里朴素的小型野生鱼类,比如瓜鱼、白条之类。周作人在《草木鱼虫》一文中说:“我想水里游泳着的鱼应当是暗黑色的才好,身体又不可太大,人家从水上看下去,窥探好久,才看见隐隐的一条在那里,有时或者简直就在你的鼻子前面,等一忽儿却又不见了……”我想这般的游鱼,汪老也会喜欢的吧。
汪曾祺纪念馆2020年5月18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共有三个展厅。北厅主题为“我的家乡在高邮”,设置了书房、故居模型、街景三个分展区;南厅主题为“大师风范”,设置了六个展陈单元,分别为“小说家汪曾祺”“散文家汪曾祺”“戏剧家汪曾祺”“美食家汪曾祺”“诗联书画汪曾祺”“老头儿汪曾祺”;东厅主题为“永远的汪曾祺”,以“景仰与缅怀”“瞻仰与寄托”为主要内容。
2017年汪老诞辰97周年纪念日那天,汪老的长子汪朗代表家人,向家乡高邮捐赠了汪老在京书房内的所有物件。我在汪老的书柜前伫立,书柜为木质,褐色,镶玻璃门,门上有锁。共三立。两立同高同宽,一立较矮较窄,如同“一对夫妻一个孩”。汪老读过的书,有些我也读过,没读过的也不少。我注意到,书柜里有数量较多的《读书》杂志,也有汪老自己的作品集。《读书》杂志大多陈列在一起,他自己的作品集却是东一本西一本,随意摆放。书柜里还摆放着汪老用过的茶壶、茶罐、笔架、印泥和放大镜等物件,看起来都普普通通。
无论是作为小说家还是散文家的汪老,我都比较熟悉。对戏剧家汪老,我稍稍有点陌生。郁兄曾说:“汪曾祺因《受戒》而名噪文坛,从此便被看成审美上静穆的一派,细想起来有一种假象。简单地把他视为沈从文、朱光潜一脉的延续,自然不能看到他精神的全貌。其实汪曾祺身上有介于狂士与匪气之间的幽默与洒脱,六朝文人的影子也现于此间。体现汪曾祺这一侧面的文字多在戏剧剧本中。比如《大劈棺》和《小翠》即是。”我没读过《大劈棺》和《小翠》。汪老的京剧《沙家浜》,我小时候看过电影,后来又多次看过折子戏《智斗》,但从未读过剧本。这一课,是不是该补上?
在“戏剧家汪曾祺”的展板上,我读到一段话:“戏和小说是两种东西(当然又是相通的)。戏要夸张,要强调;小说要含蓄,要淡远。李笠翁说写诗文不可说尽,十分只能说二三分;写戏剧必须说尽,十分要说到十分。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托尔斯泰说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这是指的小说;戏里的人物是可以用警句交谈的。”这是汪老随笔《两栖杂述》中的一段,我以前读过,读得有点油滑,嗖一下滑过去了。这回读得涩些。涩点好,涩是思维的停留。
上面那段话的后边,还有一句:“不能把小说写得像戏,不能有太多情节、太多的戏剧性。”这回的一涩,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当代小说,“像戏”的太多了,“含蓄”“淡远”的太少了。当代小说家,普遍是把小说当戏来写了。
参观结束,我们又在纪念馆一楼的“汪曾祺书店”里盘桓一阵。店中所售图书共有两种,一是汪著,二是关于汪老的论著。数量着实不少,像纪念馆内的年轻面孔一样多,让人欣慰。昌平说他要赠送我一本汪著做纪念,我选了散文集《随遇而安》。我要以汪老为榜样,往“随遇而安”的方向努一努。昌平在《随遇而安》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2024年4月27日,赠送德云兄。汪老是我们共同的哥们儿呵。昌平于高邮汪曾祺纪念馆。”
就像汪老的儿女称他为“老头儿”一样,昌平称汪老为“哥们儿”,他老人家想必也是乐意接受的吧。“多年父子成兄弟”,汪老跟多年的“汪粉”,自然也可以成兄弟。
中午,我们在纪念馆附近吃了一顿汪味午餐。都是汪老吃过的酒肴,慈姑、莼菜、酱鸭、鲫鱼、白鱼、东坡肉等。酒是黄酒,古越龙山,汪老肯定也喝过。
汪老曾说东北人不是“精饲料”喂养的,很粗放。他说对了,我就是在粗放中长大成人的。我这个粗放的东北人,能在汪老纪念馆咫尺之遥——等于说是在汪老身边,泼辣辣地猛吃一顿“精饲料”,实在是幸运。
我忘不了文学里的汪老,也忘不了高邮城里的汪老。
从1994年发愿写小说算起,我的文学路已经延展了30个春秋。
30个春秋,一路走来,一“汪”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