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先生的“脚踏车理论”

一

萧乾先生（1910—1999）是受人尊敬的文坛前辈、民盟先贤，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在欧洲唯一的战地记者，在我印象中，改革开放后每个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关的纪念日，萧乾先生都是新闻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对象。

萧乾先生是蒙古族，出生在北京；他是我国现当代著名记者、作家和文学翻译家，著（译）作等身；他是继叶圣陶先生之后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第五任馆长，1951年加入民盟，曾任民盟中央常委、参议委员会副主任，还曾担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委。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萧乾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党外知识分子，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

萧乾先生的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光彩夺目，有着作家、战地记者、名报编辑、大学教授等光环；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虽然一度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专长，担任过英文《人民中国》副总编辑、《文艺报》副总编辑，翻译了《好兵帅克》等外国文学作品，但也曾蒙受残酷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幸获彻底平反，重登文坛，出任要职。

在萧乾先生年近古稀时，饱经风霜的他用拼搏的姿态夺回被政治运动耽误的宝贵时光，无论在文学创作、翻译还是参政议政、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累累硕果，令人惊叹。他的著作如《红毛长谈》《负笈剑桥》《北京城杂忆》《搬家史》《未带地图的旅人》《这十年》《一本褪色的相册》《西欧战场特写选》等一本接着一本出版，几乎年年都有新作问世。他的不少著作被译成英、法、日文，向国外发行。1989年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时已近80岁了，仍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按照自己的“脚踏车理论”竭尽全力推动新时期文史馆的文化传承工作，开创全国文史馆工作的新局面。

二

文史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一批年高德劭、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问题，在毛泽东主席倡导、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创立的，曾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198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改进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史研究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新时期文史馆的性质和任务，文史馆工作的开展有了新的遵循和方向，就是要发挥中华民族敬老崇文的优良传统，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使命。萧乾先生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考虑的就是如何贯彻落实这一精神。他是这样形象地表达他的“脚踏车理论”的：“办文史馆就像人骑脚踏车一样不能停，一停就倒下了。只要不倒下就努力地向前蹬去。文史馆必须开展活动，不开展活动就停止了生命。”他主张文史馆要多开展活动，充分发挥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要老有所为。萧乾先生的“脚踏车理论”道理浅显，听起来形象生动，但真做起来并不容易。在他的带领下，中央文史馆坚持“敬老崇文、存史资政”的办馆宗旨，开启了全国文史馆开展文化传承工作的新模式，成功地组织完成了一系列在海内外颇具影响的文化传承工作。

萧乾先生在就任馆长当年，就提出集中全国32家文史馆及全体馆员之力编辑一套书的设想，这就是后来抢救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珍贵史料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这套丛书由萧乾先生担任主编，前后编纂耗时近五年，共50册、500多万字，汇集了全国2000多位文史馆馆员及耆宿名流亲历、亲见、亲闻的逸事掌故、琐闻杂记，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该丛书分辑分批出版，1991年3月第一辑出版后好评如潮，荣获1993年度“中国图书奖”。

萧乾先生在带领编纂《新编文史笔记丛书》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央文史馆在推动全国文史馆文化传承工作中的领头羊角色。为更好地团结全国文史馆，发挥广大文史馆馆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祖国统一大业服务的作用，他又于1992年初创造性地提出在上海市文史馆主办的《上海文史》季刊的基础上，改由中央馆与上海馆联合创办文史纪实类大型双月刊《世纪》杂志。创办《世纪》杂志的初心，就来自文史馆“敬老崇文、存史资政”的办馆宗旨和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由此也确定了《世纪》杂志“积累史料、传承文化”的办刊宗旨。

《世纪》杂志1993年7月在上海创刊，创办之初中央、上海两家文史馆就确立目标：要把《世纪》办成一份以立意高远、格调适宜、雅俗共赏、史料价值高、可读性强为特色和风格的全国性优秀刊物。如今《世纪》杂志已成为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文史纪实类优秀刊物，为保存民族历史记忆、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在1988年赴京参加全国参事室、文史馆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萧乾先生。我有幸参与了《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的编辑工作与筹创《世纪》杂志的工作，并伴随刊物一路走来，至今正好30年。萧乾先生给予我的谆谆教诲、殷切指导和热情鼓励，使我受益终生。

三

回首《世纪》杂志的创办、发展历程，饮水思源，首先应归功于萧乾先生。从提出中央馆与上海馆联合办刊设想，征询上海馆的意见；到商定两馆合作的具体模式，组建编委会，出席创刊新闻发布会；再到向编辑部推荐稿件，跟台湾有关机构联系出版《世纪》繁体字版等，萧乾先生都是亲力亲为。

一是组建名家荟萃的编委会，与文坛前辈冰心共同担任编委会主任。《世纪》编委会阵容引人注目，成员主要是京沪两地的文史大家，北京的编委有中央文史馆馆员刘北汜、吴小如，馆外人士有王世襄（1994年7月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李锐、吴晓铃、常书鸿、谢云；上海有冯英子、柯灵、施蛰存及上海文史馆馆员钱君匋；京沪之外仅湖南有一人，即著名出版家、学者钟叔河。当年有十几位编委，如今只有两位健在，93岁的钟叔河先生即为其一。萧乾先生物色编委会主任有个插曲，他先是写信盛情邀请钱锺书先生，钱老郑重回信婉拒。于是萧乾先生转请他敬重的冰心大姐担任编委会主任。93岁高龄的冰心老人欣然接受了这个荣誉性职务。

二是建立集体审稿办法，带领编委审读每期稿件。萧乾先生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身为《世纪》编委会主任，他充分认识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必须在政治上为《世纪》掌好舵。还在筹创《世纪》时，他就对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王国忠说：“刊物只要在政治上把好舵，业务上倒是可放手去做……对此刊物，弟是无限乐观。相信比《笔记丛书》（指《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打得更响。”他领导下的编委会对《世纪》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采取集体审稿的办法，严格为《世纪》稿件把关。从创刊号开始，萧乾先生就带领中央文史馆的编委开展审稿工作，紧紧围绕办刊宗旨、方针和目标，坚持明确的审稿标准，对每篇文章进行全面“体检”。

萧乾先生在审稿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用稿原则，对编辑部的选题策划、组稿、审读和编辑都有重要指导性。1993年第2期有篇文章《李国豪奋力保宝钢》，该文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记述了以时任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教授（李老也是民盟盟员）为首的宝钢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对国务院作出宝钢一期工程下马还是续建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有编委认为，文章涉及宝钢前途决策等重大事件，要注意核实并掌握用语分寸，以免引起异议。对此，萧乾先生同意用语宜慎重，不过他又说：“但我认为此文第一反映的是：中央有多么尊重专家意见，并不固执己见。发表此文，可鼓励科学家们以报国为本，相信中央，敢于畅所欲言。这样‘温故而知新’的文章，《世纪》应多登一些。即立足于未来的回顾。”萧乾先生提出“立足于未来的回顾”，寓意深刻，旨在期待《世纪》为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发挥积极作用；既道出了《世纪》以回顾历史为未来存史的学术功能，又指出这些内容应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意义。

1997年2月16日早上，萧乾先生胃不舒服，仍如约到中央文史馆参加集体审稿。20日，他因心肌梗死住进医院，从此再未离开。据他的夫人文洁若女士说：“萧乾对《世纪》杂志很有感情……也可以说，他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中央文史馆馆员吴小如先生忆起萧乾先生时对我说：“文史馆的会我可以不去，但《世纪》审稿会不能不去。因为他比我大十二三岁，可每次审稿必到，他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三是萧乾先生将他与夫人文洁若翻译《尤利西斯》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世纪》杂志。萧乾先生对他提议创办的《世纪》一直寄予厚望，但他也清楚《世纪》不可能像生活类刊物那样拥有广泛的读者，以致经济上限制了刊物的发展。他希望成立基金会，尽快改变这一局面。这也是他后来将和夫人文洁若耗费近五年心血翻译的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三万多元稿酬全部捐赠给《世纪》杂志的重要原因（在那时三万元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了）。

1990年8月，半世纪前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时就研究过意识流小说鼻祖、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萧乾先生，不顾高龄，与夫人共同承担起翻译《尤利西斯》的艰难工作。1994年，萧乾夫妇合译的第一部《尤利西斯》中译本出版，填补了我国外国文学出版的一大空白，被誉为“中国在文学艺术上改革开放所结出的硕果”。

1994年6月8日，萧乾先生委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王楚光（也是《世纪》编委会副主任）致信上海馆馆长、《世纪》主编王国忠，交代了捐赠翻译《尤利西斯》全部稿费的初衷，信中说：“萧老伉俪，日夜兼程奋斗了近五个寒暑的翻译巨著《尤利西斯》即将面世，他为了鼓励我们办好《世纪》杂志，决定把在南京出版的全部稿费捐给杂志，作为基金。……萧老在作出这个决定时，向我表达了他的一个意向，即希望将此项捐款项作为杂志基金会的基金，而不用于日常开支。”
1994年底，萧乾先生与王楚光副馆长联名致信鼓励《世纪》编辑部同人，信中说：“通过这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杂志的质量不断提高，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好评。我们衷心希望杂志的发行工作明年能够有新的局面，不断开拓新的渠道，争取到更多的读者。”

1995年4月萧乾先生来沪时，参加了由《世纪》举办的简朴的稿酬捐赠仪式。85岁高龄的他特地抽出时间，在王楚光副馆长等陪同下，吃力地登上三楼到编辑部看望大家，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世纪》以“白头虽老赤心存”为题报道了萧乾先生捐赠稿费的感人事迹，其中有这么一段：“一对老人，承担了这项年轻人也难以承担的艰巨工程，又把熬过多少个通宵的应得报酬，全部奉献，为严肃刊物助威壮势，赤子之心，无限坦诚。《世纪》杂志同仁，定以他们开拓、创新的精神为榜样，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四

萧乾先生以他提出的“脚踏车理论”，在中央文史馆馆长任上出色地跑好了人生的最后一圈。“脚踏车理论”充分体现了萧乾先生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他积极投身伟大的改革开放大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萧乾先生的“脚踏车理论”和他晚年为推动文化传承事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是全国文史馆和《世纪》杂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属于民盟的，属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是我们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研究、传承和弘扬。

（作者单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