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的眼神很奇怪，你要说冷峻、犀利也对，但还不确切。

他家的房门在他平日坐着的沙发侧后方，外面有人进来，他会歪过头来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点意外和好奇，却一点温度也没有，像一股寒气穿透了你的身体。他确实在看你，你却觉得那目光中的茫然似乎是在看你周围的一大片空白，你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物体，让人不寒而栗。

他并没有想让人害怕，却天然地让人害怕。“文革”时期，王瑶先生的子女都在外地，老伴去拉练，那时又不能请保姆做饭，他只得去北京大学南门外的长征食堂吃饭。自己端饭端菜，然后再找地方坐下吃。那时食堂人多、座位少，拼桌是自然的。可王瑶先生一旦坐下，就没有人再往这张桌子前坐了，八成是觉得这个人让人害怕。

钱理群是王瑶先生在“文革”结束后招的第一届研究生，他在800名考生中考了第一名，面试时也排在第一位。进了考场，王瑶先生只是看了他一眼，他就吓坏了。钱理群回忆说，其实王瑶先生只是好奇，想看看这个考了第一名的人是个什么样子，并没有要震慑自己的意思。

可见王瑶先生目光的犀利、冷峻、视若无睹不是“做”出来的，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目光呢？

至少我此前和此后再也没见过谁有这样的目光。

王瑶先生会无视人际交往中惯用的客套，不表演，不做作，不迁就。他不会为了让你舒服而去勉强自己，没话找话说。他就做自己，不在乎旁人的感受和评价。

但他见了前辈学者，尽管并无师承关系，仍会鞠躬致意。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是不大招人喜欢的。这种我行我素、不与世俯仰的态度是要付出代价的。

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里说，他和一位王姓教授，除了劳动之外，还要给大家拉水喝。这位王姓教授在接开水时，会给自己泡一杯茶，然后抽一斗烟，似乎很喜欢这份额外的工作。

这位王姓教授就是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有糖尿病，古代被称为消渴症，得经常喝水。劳改时喝水大概没问题，喝茶就不大可能了。拉水时可以泡一杯茶喝，所以他爱干这活儿。

王瑶先生几乎随时把烟斗叼在嘴上。下放劳动时，学生说他洗左边脸时把烟斗挪到右边，洗右边脸时把烟斗挪到左边。这当然是夸张，但也离事实不远。

王瑶先生整天看报，订了六七份报纸，还看得极细，自说是连报上的广告都看。他看报时也把烟斗叼在嘴上，烟斗前重后轻，用牙咬住挺费劲的。他的牙很好，只是右嘴角的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有点麻痹了，口水流出来经常没有感觉，放下报纸时才意识到流口水了，便用手帕去擦擦。

他只抽上海产的光明牌烟丝，北京没有卖的，有人去上海出差，他常请人家带一箱回来。

他有一个扁圆的小铁盒专门用来放烟丝，抽的时候就捏一撮出来放到烟斗里。抽烟斗和抽烟卷不一样，烟斗停一会儿不抽火就灭了，得不断地划火柴重新点着。王瑶先生一辈子不知道划了多少根火柴，但那技术实在不大高明。大多数人划火柴都是用拇指加食指和中指捏住火柴杆向外划，他却要再加一个无名指，而且是由外向里划，那动作真不潇洒。

王瑶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后来是清华、北大的同事朱德熙先生在悼念文章里说：王瑶先生做学问有两大优势，一个是过目不忘，一个是绝顶聪明。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股全民学习的热潮，他的一个孩子要参加自学考试。当时自学考试刚刚启动，教材还没印出来。《大学语文》一课只有篇目，文章得自己一篇一篇地找。王瑶先生对年轻人学习的事都是支持的，孩子的同学到他那借书看他也借。给自己的孩子找文章他更积极，亲自站在凳子上，在那占了大半面墙的《四部丛刊》里一篇一篇地找。他那套《四部丛刊》是线装本的，下切口朝外，只有编号，不见书名。孩子念一个篇名，他就从里面抽出一本。可见，他不只知道这一函中是谁的集子，而且某篇文章在第几卷都记得的。

有一个外地的中年学者来拜访他，问他：新文学可不可以叫作新民主主义文学？他说：可以呀。第一个这么说的是郭沫若，是他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然后就把郭沫若的那段话背出来了。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1949年开的，那个学者问他的时候已是20世纪80年代。30多年前的文献，他居然记得一清二楚。

他的“绝顶聪明”自然会体现在他的具体研究成果中，而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这种学术战略问题更能显示他思想的深刻。他本来是搞古典文学的，而且已经完成了名著《中古文学史论》。但在北平解放之初，他就主动去看现代文学的材料。当时清华大学并没有现代文学史的课程，他却已经预见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定会开这门课的。更重要的是，那时没有一本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这是一个巨大的学术空白，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于是只用几年时间就写出了《中国新文学史稿》。

现在学界对此书多有批评，认为其水平不及《中古文学史论》，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本书奠定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王瑶先生所看重的恰好是这一点。后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当然会超越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却不可能再创造从零到一的突破。这才是《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价值所在。

此类选择，在王瑶先生的学术经历中不只一例，如他晚年提出却不及完成的学术史研究，也是具有开辟性质的。

王瑶先生其实是一个学术战略家。

王瑶先生很会教学生，其门下人才辈出。但学生们的回忆中涉及的细节较少，更多的是说王瑶先生严厉，训斥学生不留情面等。他对于自己的学生将来在学术道路上能走多远是有清醒判断的。知识结构问题、思维方式问题、人生境界问题、天赋才能问题他都看得很分明。

王瑶先生已经去逝35年了，他的学生们大多已七八十岁，他预言的学生们最终成就大体不差。

王瑶先生一辈子没当过领导，人家让他当教研室主任，他却从不管事。但他当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却是极其尽职尽责的。

吴福辉也是王瑶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在现代文学馆工作，对学会和办刊的具体事务参与得较多。据他回忆，王瑶先生的工作特点是抓大放小，主要管学术、学风及队伍建设问题。当然，工作在哪里卡住了，他也会出面解决。他的这种工作特点，其实与他在学术研究中抓住关键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抗战时期，王瑶先生在山西老家困居五年，此前和此后，他一直是在校园里，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五年生活对他的影响。王瑶先生非常善于总结，这五年间和社会底层中的三教九流打交道，使他对社会和人性有了更明确的看法和更透彻的理解。他和大多数学者的区别恰恰在于他在知识分子身上也看到了世俗社会中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趋炎附势、仗势欺人等人性的卑劣与丑恶。

钱理群回忆说：“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这种人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擅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功夫，取得了一点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的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

王瑶先生不只看问题很透彻，还是一个应对困难、解决问题的高手，而且其方式常常是别人意想不到的。

钱理群说王瑶先生做人已经达到了艺术化的高度。这一点，他的学生们是无法企及的。

今年恰逢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他的全集被再版，还举办了他的展览，等等。以后呢？谁也不知道。也许会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得无声无息。

在我看来，王瑶先生的学术成就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个性如此鲜明、如此与众不同的人呈现出生命异样的面貌与犀利的见解，也许更具有“典型”的意义。他告诉我们：人可以活成这个样子，或者说，人可以这样活着。

当人们自然而然地遵循着那些无形的秩序、习俗、规矩时，他却以自己的洞见刺穿了这些东西背后的实质，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应对。

他当然也有妥协、退让、无能为力的时候，但他一旦出手，为学术、为自己、为学生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时，你就会发现，他对自己的影响力以及那些规矩的弹性掌握得不差毫厘。

王瑶先生在应对人的生存环境时的洞若观火和妙招迭出，更能见出他的“绝顶聪明”。相较于他学术论著的严谨坚实，他在为人处世中所表现出的思维穿透力和不拘一格，更能彰显智慧那撼人心魄的美。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