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学术老师

1990年代，步入耄耋之年的费孝通提出了他的理想世界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进而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振聋发聩的世纪性命题。

“文化自觉”包括集体（国家、民族）的文化自觉和个人的学术反思两个层面。费孝通认为：“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

晚年的费孝通自觉进行了一次深刻而坦诚的学术反思——重读旧作，“回到自己的老师那里”，弄清楚“我的思想是怎样来的”。追溯“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思想的缘起，发现早在1930年代末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时就有伏笔。

1998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国际系列讲座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作了题为《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的演讲。梳理师承，求索其思想来源，他表示：“我这篇讲话，其实不仅是我个人的学术反思，思想的再思考，也是对我所学到的社会人类学的反思，对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还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尝试。”

费孝通曾回顾总结：“我的几个老师当中，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然后是三个外国人，一是帕克，二是史禄国，三是马林诺夫斯基。”下面就费孝通的五位学术老师及其影响作简述分析。

派克（即帕克，Park）：吸引入门者

派克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是费孝通接触的第一位外国老师。他开讲的第一句话就非同寻常：“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读书的，是来教你们怎么写书的。”写书就得有创造，如何创造呢？派克解释：“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社会学就在自己的生活里”，派克所言，就是要把学生直接带到社会学最真切的现场，在现实世界中领悟人类生活的真相。在华讲学期间，派克开设了“集合行为”和“研究指导”两门课程，大力提倡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社会实地调查，组织学生走访了北平的各色场所。这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兴致，从实求知，一下子吸引了年轻的费孝通“入门”。

“他启发我们直接去看生活，越看越有意思。看人家，才能看到自己。”晚年的费孝通深有感触，在文章《开风气，育人才》中写道：“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请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Robert Park（派克）教授来校讲学，给燕京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了研究者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的实地调查方法。吴老师很敏捷地发现了这正是改进当时‘社会调查’使其科学化的方法。”如清风吹，派克的文风及其“兼顾城乡两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或多或少影响了后来的费孝通。

吴文藻：悉心的指路、铺路人

吴文藻，即费孝通提到的“吴老师”，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是他邀请派克来华讲学，借此助推社区研究与人才培育。1995年，在纪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暨纪念吴文藻先生逝世10周年座谈会上，费孝通以“一条江水”作譬喻，既点明了社会学研究的源与流，也说明了其发展与影响——“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可以说，吴文藻是重要的开源者，而费孝通的学术生涯几乎与之伴流。

作为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公认的功能学派代表人物，吴文藻有两大学术贡献：一是“社会学中国化”；二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在文章《开风气，育人才》中回顾了吴老师的治学态度：“65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这个人在当时的心情上必然已经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了。”

为了培养出色当行的“社会学调查的人”，使“社会人类学”在中国有种子，吴文藻就让费孝通转清华园改学人类学。1997年，费孝通在《青春作伴好还乡——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而写》一文中明确表示：“我进清华学人类学，原是我在燕京时吴文藻老师的主意和安排……现在回头看来是我这一生决定性的大事，决定了其后60多年的人生历程。”之后，费孝通去瑶山搞少数民族调查，赴英伦留学，到云南进行农村研究，无不经由吴文藻的悉心安排。吴文藻自传中有这样的话：“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做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指路、铺路，为学子规划学术生涯，吴文藻称得上是影响费孝通的“第一人”。

史禄国（Shirokogorov）：孤独而深远的学术影响者

“我写的《江村经济》，马老师说成功了，是里程碑，评价很高。可是史老师不满意。不满意的人更厉害啊！”费孝通晚年学术反思中提到的史老师，就是史禄国，俄国人。这是一位未被世人熟知的世界级人类学家，也是通古斯文化研究的顶级专家。晚年费孝通写了一篇长文《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努力追寻老师踪迹。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作人物速写：“他在清华园里是个孤僻的隐士。生活十分简单，除一周在教室里讲一两堂课外，整天关在书斋里翻书写作。……他这种遗世独立的生活，养成了他那种孤僻的性格，使人觉得他是个很难接近和相处的怪人。这和当年我在伦敦见到的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马氏正好是个对照。同是异乡流亡客，世态炎凉处两端。”

当年是吴文藻亲自带着费孝通上门拜师，费孝通才成了史氏“所指导的唯一的研究生”。史氏列出六年课程计划，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各两年。可惜，完成体质人类学科后，史氏的教学计划因故中断，这让费孝通遗憾地成为史氏“及门而未出师的徒弟”。

对老师的教育方法，费孝通有这样的感受：“从简道来，就是着重培养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来不扶着我走，而只提出目标和创造多种条件让我自己去闯，在错路上拉我一把。”史氏告诫学生，“你得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还能继续你的研究工作”。这样的教导，让学生受益终生。

就像哈雷彗星，史氏神秘而光耀，晚年费孝通感喟道：“我跟史氏学习虽只两年，但受用却是越老越感到深刻。”《费孝通晚年谈话录》还有这样的记述，可作深远影响的注解：“史禄国写了很多东西，我也看过不少，可是到现在我还不能说自己懂得这位老师。我跟他学体质人类学，他对我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从当时一直持续到现在。十年前，我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觉得是自己的发明，还很神气。现在一看，史禄国早就讲了。今天我把这个话说明，这是史禄国影响我的学术思想的一个例证。”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扬鞭策奋蹄，最高荣誉给予者

马林诺夫斯基为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也是功能主义学派开创者之一。马氏倡导以客观的民族志来记录田野调查成果，并身体力行；马氏还有一个关键思想——文化功能论，认为文化是人造的东西，是为了人的需要而造的，由此跨越“文野之别”，创造性地把人类学研究领域推向现代文明。

1936年，在吴文藻的举荐下，费孝通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系主任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曾撰文回忆求学时的情景：“我是1936年秋天进入这个学院念书的。开学后一个多月，马林诺斯基教授才从美国讲学回来继续召开这个讨论班。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这间已经坐满了人的办公室，中间的沙发里坐着那位带着相当深的近视眼镜、面貌清癯的世界闻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身后的书架上、书桌上，甚至桌子下地板上堆满了一叠叠书本杂志。我悄悄地在墙角边找到了一个座位。那位教授的眼光突然扫到我的身上，朝着我点了一下头，大声地向在座的同学介绍说，‘这是从中国来的年轻人’。”

费孝通撰写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尽显马老师的指导风采。马老师时常躺在床上，一字一句“审听”，以确保文章应有的水准。时隔近60年，重读论文序言时，费孝通对马老师的学术思想更清晰了，“明确反对的是‘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提倡的是‘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对马老师的期待与良苦用心也有更多体会：“我当时实在不太能领会他说‘社会学中国学派’时的期待心情。我曾多次坦白地说过，这本《江村经济》在我是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当时我哪里会有这种本领看出了马老师的用心？”

马老师主张新的人类学必须以对变动中的文化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题。受此启发与激励，晚年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思想并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连续三届研讨班所作的主旨演讲都是围绕“跟马老师学习的体会”展开的。马老师给出的研究方向、方法，让费孝通在学术道路上取得莫大成就。

潘光旦：风雨同行，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

潘光旦这位“独脚哲人”被誉为社会学泰斗级学者，也是另类的人文生物学家。与吴文藻一样，潘光旦为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代人，即费孝通的老师辈，但于费孝通而言，吴文藻是直接师承，而潘光旦则是无与伦比的精神影响者。费孝通与潘光旦有三段重要的人生交集：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期，潘光旦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是人类学系唯一的研究生；抗日救亡时期，两人一同参加民盟民主运动，潘光旦是费孝通入盟介绍人之一；1950年代高等院校调整，两人成为中央民族学院同事，从此比邻而居。

潘光旦之于费孝通，可能用“私淑”一词定位最恰当。1986年，费孝通为潘光旦译注霭理士的《性心理学》重刊写后记，有这样一段话，堪作旁注：“潘先生决定译注这本书是出于对霭氏之学的倾心服膺，自称具有一种‘私淑’的心理。私淑是指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之意。其实，我看，霭氏之学确乎不失为潘先生毕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泉源。”《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中这段记述，或也可作佐证：“潘先生对我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我在潘先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文世界’这个概念。我这个概念是从潘先生的思想里边来的。”

难怪费孝通总要敬称“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潘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士的精神”让费孝通感受到力量。费孝通所作《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一文中传递出无限的师生情义与“士的精神”：

以他对我来说，我们长期比邻，以致我每有疑难常常懒于去查书推敲，总是一溜烟地到隔壁去找“活辞海”。他无论自己的工作多忙，没有不为我详细解释，甚至拄着杖在书架前，摸来摸去地找书作答。这样养成了我的依赖性，当他去世后，我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地寸步难行。

……

1966年初，潘先生和我一起瞻仰革命圣地井冈山返京。他干劲百倍地急忙整理抄写他业已基本译成的这部译稿。他的文章原稿都要自己誊写，蝇头小楷，句逗分明。他高度近视，老来目力日衰，伏案书写，鼻端离纸仅寸许。最后除了一些有待请教专家协助的原著中的拉丁文和法文引文外，全稿杀青。敝帚自珍，按他的习惯，必定要亲自把全稿整整齐齐地用中国的传统款式分装成册，藏入一个红木的书匣里，搁在案头。他养神的时候，就用手摸摸这个木匣，目半闭，洋洋自得，流露出一种知我者谁的神气。

在《一代良师》一文中，费孝通化千言为一语，告慰老师：“所学的不仅是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一方面。”“文化自觉”的前提是“自知之明”。把握其特质，明白所由来，明确往何处去，从而在“自信”与“自觉”中实现“自主”发展。

（作者单位：民盟苏州市吴江区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