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始终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致力于教育事业，以极大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关注学校发展，推动教育进步。许多学校都受过陶行知的指导和帮助，民国著名私立大学——中华大学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首义之地 武昌中华

1912年5月，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黄陂士绅陈时与其父亲陈宣恺毁家兴学，创办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这是中国近代较早成立的私立大学之一，也被誉为“中国第一所不依靠官府、不依靠外国人、纯粹由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中华大学在1912年至1952年的40年办学历程中，培养了恽代英、林育南、余家菊、冯友兰、王亚南、光未然、万国权、陈庆宣等一大批人才，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就，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教育史上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在校长陈时的主持下，中华大学效仿蔡元培管理下的北京大学，自始至终倡导兼容并包的校风，40年间到中华大学教书、讲学的名人名家不胜枚举。中西文化交融互通，各派观点激荡碰撞，校园风气极其活泼、极为生动，在武汉三镇留下了“一时鸿博，靡不莅临”的美名，成为近代湖北文化的一大盛景。陶行知就是这一盛景的重要推动者，在中华大学留下了闪亮的足迹，为中华大学的发展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深情厚谊 邀约来汉

晚清民国时期，武汉是全国闻名的中心城市，有“大武汉”之称。武汉不仅工商业繁荣，而且文教昌盛、学校众多，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文教中心。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沟通南北的京汉铁路、粤汉铁路，连接东西的长江黄金水道，又使武汉成为无可争议的交通枢纽。当时很多全国性的会议在武汉举办，很多名人专程来汉或者由汉经转。中华大学是湖北少数可以称之为“大学”的学校，在荆楚享有盛名。陈时是民国教育界著名人物，被周恩来称为“清苦的教育家”，他社交广阔、求贤若渴，总会想方设法邀请名流到校，为师生讲演。

陈时与陶行知年纪相仿、相识已久，二人有着丰厚的志缘交往基础，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和“交际线”。比如，1923年6月，陈时作为中国代表与郭秉文等人一起去美国旧金山参加世界教育会议，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等社团专门举办欢送会，陶行知、黄炎培等到场欢送；1924年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商议在武汉举办年会一事，黄炎培、陶行知、朱经农等专门在上海功德林宴请陈时；1924年5月，陶行知出席中华大学承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六届年会；1925年8月，陈时与陶行知、熊希龄等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年会推定陈时作为大会副主席；等等。陈时非常仰慕陶行知这位老朋友，利用各种契机邀请陶行知来校讲演或指导办学。比如，陶行知曾于1923—1924年间多次到汉，为中华大学师生讲演；抗日战争初期，陈时也曾邀请陶行知、李公朴等到校就国际国内形势和教育变革、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讲演。陶行知在中华大学的演说，影响了一大批师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繁荣了学校文化。中华大学1922级校友、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原校长王亚南曾经谈到中华大学对他的重要影响，他说：“‘名人讲演’，简直成了太习常的事。居‘天下’之中的武昌，往来的中外名人，无论是学术界的，政界的，经济界的，都须在他的学校缴纳一点过路的‘精神税’，他特别建筑一座可容2000多人的大礼堂，以成此盛举。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讲演，学校派定我去笔记，这就逼着我去学习。”

倾心尽力 平民教育

“五四”时期，伴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兴起，谋求教育机会的平等，通过改造人进而改造社会，成为一些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并逐步形成平民教育的思潮，触发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性运动。1923年8月，陶行知与晏阳初等人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国开设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在各省市积极宣传推广平民教育活动。湖北在陈时的组织下，也酝酿成立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为帮助湖北加速这一进程，于1923年11月两次抵汉。陶行知先是在11月13日抵达武汉，计划停留10日。11月17日，他因安徽教育会教职员索薪风潮返皖调停。后又于11月23日再度来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朱其慧同日抵汉，当天晚上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举行了欢迎会，陶行知就平民教育发表演讲。不久，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也来到武汉，并专门谱写了一首《平民学校歌》。陶行知、朱其慧、晏阳初三人抵达武汉后，接连数日在各团体、学校围绕平民教育进行演讲。陶行知面向中华大学、华中大学等校师生阐述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宗旨、理论和方法。

11月26日，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正式成立，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为总务干事。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之后，在陶行知等人的指导下，陈时立即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武汉三镇平民教育大游行，民众参与的热情高涨。大游行以后，陈时及中华大学众多师生以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为阵地，开办平民学校，精心组织协调，继续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平民教育活动，为革新和改良中国教育、提高民众知识水平付出了许多艰苦努力，成为湖北推行平民教育的先锋。陶行知离开武汉后，仍然牵挂湖北的平民教育，特意于1924年元旦给武昌模范小学黄校长的车夫祥阶写信，介绍自己的近况，关心祥阶的学习情况，并叮嘱他，“今年过年，大家都要快乐，对着人都要笑……中华大学和你们那里的先生们，都请你给我问候问候”。

念兹在兹 关怀备至

陶行知对中华大学的事务非常上心，除了亲临学校指导办学、发表演说之外，还极其热情地帮忙联络社会贤达协助办学。从1924年5月23日陶行知给胡适的信中亦可窥知。陶行知在信中写道：“适之吾兄鉴：别后弟在济南住一天，廿二下午即到宁。兹敬启者武昌中华大学八月间拟开学术讲习会，甚希望吾兄莅会讲演。弟意湖北教育急待改革，兄如俯就讲演，则文化鼓动力胜于江汉之洪涛，若无暇久在南方，则短期亦可餍武昌人之望。兹附上陈生函尘鉴。”信中的“陈生”即陈时，从时间前后推断，陶行知致胡适的信应该是在陶行知来汉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六届年会之前，受陈时委托，邀请胡适于暑期来校讲学。中华大学的暑期学校开始于1922年7月，利用暑假时间邀请全国各界名流来校讲学，办得风生水起、闻名全国，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李大钊、黄炎培、马寅初等，都曾到校讲学。时任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对于国内大学开办暑期学校一事，曾撰文评论，“大学推广事业，则暑期学校或讲习会，此年并见增加。除东南大学赓续历届办理外，北京高师、南开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与教会设立之金陵大学均设暑校焉”。陶行知给胡适的信情真意切，专为延揽中华大学暑期学校的师资，恳请胡适来武汉讲演。陶行知对中华大学发自心底的支持与厚爱让人非常钦佩和感动。胡适当年是否应邀前往中华大学，尚不可考，或许出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可以确定的是，1932年12月胡适来到中华大学并发表演讲，主题是“少年应该抱的基本态度是什么”。陶行知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华大学的发展，抗战期间中华大学西迁重庆后亦是如此。

陶行知曾经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达到心的深处。”陶行知与中华大学的交往是对这句话的生动诠释和有力注解，他对中华大学的关怀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文化繁荣和学术精进。在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身上，我们看到了那种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他具备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陶行知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指导和支持，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缅怀和崇敬。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