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的李庄镇，因抗日战争期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及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济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迁驻于此，近年来成为文人学者竞相书写的热点，蜚声中外。

迄今读到的最早一篇记叙抗战期间文化重镇李庄的文章，要属1945年11月8日《时代评论》第二期上刊载的胡海的《李庄忆往》。80年前的旧作，仍能引发今人对那些已逝学人的追忆：

五年前，当越南河内的上空升起了太阳旗，……西南联大在叙永成立了分校。接着，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专使，便在从泸县到宜宾的路上，沿着长江，物色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址。结果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几乎同时向李庄进发。当黄色的小火轮在下距宜宾60华里的李庄卸下了几个专使时，于是，李庄的几所较大的公私屋宇、住宅、庙堂，在一种竞争的情况下，贴上了校方和院方的签条。

鲜有人知此文作者其人，“胡海”即胡庆钧笔名。胡庆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1942—1945年，胡庆钧在李庄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年，此文发表时，他刚从李庄回到昆明三个月，记忆颇新。

从宜山到昆明

1938年秋，胡庆钧考取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此时的浙江大学为避战乱，已由杭州迁至广西宜山，胡庆钧几经周折赶到宜山报到入学。1939年初，向达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赴浙江大学任教，成为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由此开启了与胡庆钧的师生之谊。课余，胡庆钧还曾随向达、王庸诸位先生游览宜山城北的白龙洞。

1939年夏，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由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学院联办，所长傅斯年致信向达，聘其为研究生专任导师。9月，向达赴昆明就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任西南联大历史学系教授。

1939年秋，胡庆钧来到昆明，转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就读。次年秋，又转至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社会学系学习。这期间，胡庆钧就教于陈达、潘光旦、吴泽霖、陈序经、陶云逵等教授。1941年暑假，胡庆钧和同班同学袁方到呈贡魁阁费孝通主持的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参加民族学英文词汇的编辑整理工作。其间，接触到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等魁阁成员，对他们正在进行的社区研究有了初步了解。这为胡庆钧日后终生从事民族学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昆明到李庄

1942年8月，向达来到了李庄。他应邀参加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的西北史地考察团，担任历史考古组组长。9月下旬至次年7月，向达完成了首次敦煌考察之旅，途中他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也目睹了敦煌古迹遭破坏的情况，之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此文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直接推动了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敦煌从此有了“守护神”。

1944年3月，向达第二次踏上敦煌考察之路。这次向达考察了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的壁画，发掘了河西走廊一带的古代遗址和墓群，掘得汉简若干。他据此写成数篇论文陆续发表。两次敦煌考察，向达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他亲自进行考古发掘、石窟调查、美术史分析、写本文献考释，开拓出考古、美术史、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路”。

1942年夏，胡庆钧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研究生，前往疏散到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第四组（民族学组）接受代培。胡庆钧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唯一的人类学研究生，该所中国文学部主任罗常培主张他师从吴定良学习体质人类学，向达则主张胡庆钧学习文化人类学即民族学，并推荐凌纯声作胡庆钧的导师。胡庆钧根据研究志趣，最终遵从了向达的建议。他在李庄待了三年，于是有了这篇《李庄忆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是中研院最大的一个所，迁到李庄后，全所50余人，专职研究人员将近30人。“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与史语所的牌子一同挂在栗峰山庄。

“史语所的所址设在板栗坳的山坡上，东距李庄镇约六华里，分租了张姓的四座大庄房。”胡庆钧所说的板栗坳张姓的四座大庄房，即史语所租下的栗峰山庄的四座大院落，分别是田边上、柴门口、牌坊头、戏楼院。此外，与田边上隔着一片水田，南北相对有两座规模较小的院落，南边的是新房子，北边的是桂花坳。戏楼院不远处还有一处小院落，叫做茶花院。

史语所办公处所安排得井井有条：新房子为别藏书库和第一组办公室；田边上为西文书库、第二组办公室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戏楼院为第三组办公室，董作宾便是在这里研究那些稀世珍品的“乌龟壳”；桂花院为傅斯年住所。

几十年后，与胡庆钧同住田边上的何兹全对史语所人员在栗峰山庄几个大院的分布作过较为细致的回顾：

我的房间就在田边上，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房，我占一头，胡庆钧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汉好像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就住在这里。……

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山隔开。……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铺的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董彦堂先生一家。

……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槃庵，住在这院里。

这座远离闹市的山庄，真真是史语所同人的“世外桃源”，让他们在战乱中安安静静地做了六年学问，胡庆钧耳闻目睹这些山坳中的先生们收获的硕果：

这些年来，研究工作大抵偏重于文籍考订方面。由于经费的困难，调查工作难于继续，重要的图版不能印刷，因此许多材料不能整理发表出来。

近两年来，历史组的劳干先生正完成了他的居延汉简释文和考证的工作，获得了教育部的一等奖。考古组的董彦堂先生紧接着结束了他十年来的主要工作，写成了一部几十万字的《殷历谱》。语言组的李方桂先生请假在蓉，一面学习藏文，一面继续钻研汉藏语中的台语。李济之先生近年患着血压过高病，一面得处理博物院的要公，一面在医师的劝告下，整理安阳殷墟石器的巨大编写工作。

向达回忆住在栗峰山庄的那段时光，“静穆的环境以及研究所一班朋友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固然使我感动，而尤其愉快的是能与史语所夏作铭先生一同在西北工作”。

在李庄，中研院机构还有所发展。1944年4月，依据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次年会决议案，史语所的人类学专业独立出来，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吴定良为专任研究员兼筹备处主任。筹备处有12人，租了一处张家的院落办公。胡庆钧写道：“吴定良博士在新近分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内，正移动了他的人体测量仪，做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开拓工作。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大，测量了活人还得弄死体，研究了近代还得研究殷代和隋唐的头骨。他研究的结果是殷代的头骨要比现代人为大。”1946年夏，因经费紧张，发展困难，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暂停筹备，器材交由史语所接收。

叙永苗族社会历史调查

胡庆钧来到李庄不久，导师凌纯声安排他参加芮逸夫副研究员的川南叙永苗族社会历史调查。1942年12月1日，胡庆钧跟随芮逸夫由李庄出发，西上叙府，第二天东下泸县，在泸县停留一天，4日晨从蓝田坝坐木炭车去叙永县城。这段路程不过110公里，平时三个多小时即可到达，但是“木炭车活像个干痨病人，形容憔悴，一路咳喘不止，摇头摆尾的常要休息，十时开车，边挨边走，晚上九时到了叙永，还算是没有抛锚！”

胡庆钧与芮逸夫二人在叙永县城停留了几天，便离开县城进入川南苗乡。此次调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942年12月中旬至1943年1月中旬，师生二人一同调查了叙永第三区的后山、枧槽、分水、树坪等苗乡。后一阶段，胡庆钧去了离城较远的地处高山地带的枧槽乡沟边进行社区调查，芮逸夫去了离城较近的矮山地带的苗村进行民族文化考察。

1943年5月，胡庆钧结束叙永苗乡调查返回李庄，一边整理调查资料，一边查阅史料，1944年夏完成《四川叙永苗族调查报告》，通过了硕士学位答辩。毕业后，胡庆钧留在中研院史语所民族组做助理研究员。他埋首于史语所丰富的藏书中，静心享受着山野读书的乐趣：

夜深沉，朦胧的月光移着花影，映在纸格的窗上，你独自一个人在菜油灯下逐卷的翻阅：线装书，手抄本，有些还曾经过宋人的摸摩，如今你把它杂放在东洋的道林纸翻刻卷里，且不时与西洋的译著对照，自有一种特殊的情味。

从李庄到昆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胡庆钧应聘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职。向达此时也回到了西南联大，师生重逢于昆明，共同投入高涨的昆明民主运动中。此间，胡庆钧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0月2日晚，向达和胡庆钧在云大社会学系办公室一起参加了闻一多主持的成立时代评论社、创办《时代评论》周刊的会议。

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向达、胡庆钧与楚图南、闻一多、潘光旦、吴晗、费孝通、尚钺、潘大逵、王康、张之毅等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师在《为昆明市学生罢课并受枪击致遭伤亡事敬告各界书》《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校教师罢教宣言》等抗议、声明、宣言上签字，并由《时代评论》发表，奋力声援“一二•一”运动。

在《时代评论》第六期上，向达向军政当局、宣传喉舌、西南联大以及联大教员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我要问》。“向达四问”是一位善良正直、光明磊落、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南联大教授向军政当局及其喉舌提出的严正质问，也是对他所属的西南联大及其教员的良心考问。“向达四问”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应当担负什么责任，“用什么方式来表示我们的正义感？”

从昆明到北平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返，向达回到北京大学，潘光旦、费孝通、吴晗、王康、张之毅、胡庆钧等回到清华大学。这群抗战中辗转西南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相聚并坚守在北平。

1947年2月，向达与朱自清、吴之椿、金岳霖、俞平伯、徐炳昶、陈达、陈寅恪、许德珩、张奚若、汤用彤、杨人楩、钱端升等13人共同签名，联合发表了《保障人权宣言》，对政府肆意搜捕的特务行为表示抗议，被国民党当局斥为“大逆不道”。北平解放前夕，北大校长胡适多次劝向达南下，均被他拒绝。在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随同胡适离去后，向达接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并加入了护校委员会。

胡庆钧来到清华大学后，参与费孝通、吴晗、袁方、全慰天、王康等学者的社会学研究，他们以学术研究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发表意见，他们六人合著的《皇权与绅权》出版当月，清华大学先于北平城解放，他们坚定地留了下来，一面埋头著述，一面满腔热忱地参与民主运动，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