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民盟主要创建者之一。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沈钧儒义无反顾地投身抵抗外来侵略的洪流中，带领民众掀起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大大激励了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民族精神。他高举的爱国主义旗帜，至今仍是团结和鼓舞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信念，他对光明与进步的执着追求永远为后人所敬仰。

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积极支援前线

淞沪战役中，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沈钧儒，他非常振奋，为支援前线、鼓动后方而尽心尽力，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担当。在沈钧儒的领导和支持下，他所在的上海法学院师生与其他院校师生一起组成学生义勇军救护伤兵、慰劳将士，他自己亦不顾个人安危，冒着严寒和炮火多次奔赴前线慰问。沈钧儒还积极参加了上海律师公会对十九路军的募捐活动，被推选为上海律师公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和保管委员会保管员，负责筹募和保管捐款，以充军需。沈钧儒根据委员会的要求连日奔走劝募，将筹来的资金汇集支配，慰劳前线战士，他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大通里的律师事务所，也成为代收慰劳十九路军钱财物品的收捐所之一。此外，沈钧儒等还积极搜集日军在沪暴行证据，编印成名为“日军在上海暴行之一般”的册子，送给国联调查团及外国媒体，以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

成立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

1月31日，沈钧儒等人发动上海81个救国团体联合组成了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成立伊始，联合会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明确提出“停止内争、一致抗日”的口号，认为“武力抵抗日本侵略是我国唯一之出路”，积极号召国人要“达到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之目的，必须集合全民力量”。在联合会的领导下，上海各界民众救国运动以燎原之势迅猛展开，联合会积极开展抗战募捐、宣传等活动，并开设难民收容所、创办《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旬刊》，还联合上海韩人各团体联合会、上海台湾遗民会用飞机投放传单，揭露日本的罪行，劝告日本士兵“认清你们的敌人、倒戈相向、推翻帝制、打倒军阀……以期连络同种同文之东亚各民族、共存共荣、维持世界和平”。

发表抗战宣言和通电

沈钧儒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也引领他所在的团体发表了大量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声援十九路军抗日、宣传全国一致对外的宣言和通电。1月31日，沈钧儒、章士钊等10余人公开发表题为“国民应起为作战准备”的通电，从民族大义出发，督促国民政府立即确定对日持久抵御之计、立即实行全国总动员、立即集中全国人才。沈钧儒领导和参与的其他社会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表达对国事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2月2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发表通电，号召国人、政府牺牲一切，援助上海战事，全国各军师旅一致奋发、加入抵抗。2月11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公共租界须维持中立之态度，日兵不能在租界登陆及退避”。2月20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海内外民众同时奋起，以毁灭此横暴之强敌”。这些义正词严、振聋发聩的倡议起到了弘扬正义、振奋民心的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时局的发展。

坚决反对停战协定

3月中旬，国民政府在英、美、法等国的“调停”下，开始与日本议和谈判。3月19日，为反对屈辱外交、维护国家主权，沈钧儒、刘陆民等六人代表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谒晤当时正与日本代表谈判的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提出：“1.日军在未从中国领土撤退以前，不举行任何谈判；2.上海与东北系一个问题，不能局部解决。”3月21日，沈钧儒又与刘陆民、殷汝骊等五人拜谒十九路军总指挥官蒋光鼐，他们在给外出的蒋留的信中指出，“我国民全体，由贵军抗死力争所求得之光荣与立国基础，有将尽被牺牲之危险”，希望蒋“如参加此项谈判，亟望力持正义，终挽颓运”。

5月5日，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条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日，无比愤慨的沈钧儒等人以救国联合会名义发表宣言，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要求坚持三项根本原则：“1.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不能分别解决；2.日本军队应先撤回国内，然后开始谈判；3.对日应武力对抗到底。”并再次致电国际联盟，否认中日停战协定。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退让的严正立场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也给国民政府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压力。

抵制国难会议

鉴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决定于4月7日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沈钧儒被邀参加。由于国民政府限定的会议内容没有民众希望的废除一党专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沈钧儒等人拒绝出席会议。4月5日，沈钧儒与王造时、史量才等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言辞尖锐地抨击国民党“一党专制之制，杜绝多数民众政治上合作之途”，要求“实现全民协力之宪政”，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国难会议开幕后，10日，沈钧儒等再次联名致电国民政府，重申“要不辞任何牺牲，维护中华民国领土及主权完整；任何条约协议非经民选参政机关同意，不生效力；实行民主宪治；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实行地方自治等”。由于国民党并无诚意，国难会议最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效。

发起周年纪念活动

沈钧儒多次领导、参与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纪念日活动，他将过去分散的、地下的活动转变为公开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斗争，这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伟大爱国精神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更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现民主政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周年：掀起抗日新高潮

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继续奉行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被迫转入低潮。在此背景下，1933年1月24日，沈钧儒积极推动并作为上海律师公会的代表参加了全市各界“一•二八”淞沪抗日周年纪念大会，会议呼吁“发扬‘一•二八’抗日的精神，扩大抗日运动”。同日，以沈钧儒为首的上海律师公会举行“一•二八”淞沪血战一周年纪念特别大会，沈钧儒作为大会主席作宗旨报告，并被推举起草《致日内瓦我国总代表案电》，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四周年：推动成立联合阵线

1936年1月28日，各团体代表、各界民众千余人在上海市商会大礼堂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沈钧儒任执行主席并致词，他热情洋溢地赞颂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英勇抗敌的壮举，号召军队和民众团结力量、抵抗侵略。会后，年逾花甲的沈钧儒率全体与会代表步行四五十里至庙行镇淞沪抗战无名英雄墓，一路大声疾呼抗战口号，在悲愤激昂的“一·二八”纪念歌声中带领大家庄严宣誓：“一定继承抗日救亡遗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大会还一致通过成立具有统战性质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任主席。同一天，沈钧儒发表了《“一·二八”的回忆》一文，指出“一·二八”是“全上海市民与军队合一奋斗所获得的结果”，现在唯一的救国办法只有“联合全国民众”共同抵抗侵略。

五周年：“七君子事件”

1937年淞沪抗战五周年时，沈钧儒与救国会的其他六位领袖正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关押在苏州的监狱，史称“七君子事件”。纪念日当天，沈钧儒等六人在看守所会客室举行了纪念活动，他们宣誓：“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对救国运动决不退缩。”会后，沈钧儒写下了《“一·二八”纪念日》诗二首，表达了对抗日英烈的追思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七君子”坚强不屈的斗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使“救国无罪”的理念深入人心，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沈钧儒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贡献和影响，不仅体现在具体的领导和组织上，更体现在他对全民族抗战思想的塑造和传承上。这次战役迸发出深厚又强大的群众抗日力量，让沈钧儒深刻认识到只有民众才是救国的根本基础和主要力量，这不仅激发了他更为坚定的抗日决心，更增强了他依靠民众反抗侵略的信心，他积极号召和促成全国团结一致御侮，为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的统一富强、民族的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