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费孝通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为期六个半月的调研工作，并发表《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兄弟民族在贵州》等调查报告。随后，费孝通又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发表《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研究壮族历史与起源。

一

费孝通与广西的渊源，要追溯到1935年。

1935年夏，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并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导师史禄国让他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一年后再出国进修。9月，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南下，赴广西进行“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12月16日，在从花篮瑶转向坳瑶村寨调查途中，向导失引，费孝通误踏陷阱，身受重伤，王同惠寻救溺亡，调查中断。费孝通扶棺出山，在悲痛中开始写作《花篮瑶社会组织》，以完成亡妻遗志。这本书是费孝通第一部社会实地调查论著，吴文藻称之为在非汉族地区进行“社区研究”的首个实例。费孝通与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进行的人体测量和社会调查，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1935年的大瑶山还较为落后，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费孝通夫妇怀着“认识中国从而改造中国”的信念，于新婚燕尔之际毅然奔赴大瑶山，进行艰苦困难且充满挑战的社会调查。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第二次到广西开展的调查研究与此相比，情形已经大不一样。

1951年7—11月，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中央访问团（中南分团）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费孝通任团长，李德全等任副团长，陈岸、黄现璠等任团员。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慰问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了解民族地区的情况，帮助民族地区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中央访问团联络组在慰问和宣传的同时，深入壮乡瑶寨，做了大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整理成20多份、4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这是广西解放后首次大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它忠实地记载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情况，涉及广西各地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广西民族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担任团长的费孝通，就是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写出《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及有关民族政策和民族民主建政的文章。

二

为了更好理解费孝通于1950年、1951年到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对后来发表的《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的影响，我们且对《费孝通谈民族和社会》收集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

在《费孝通谈民族和社会》的第二编“民族历史与发展”中，第一篇是《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费孝通在文章中论述的核心主题，就是驳斥不承认民族识别的错误思想。他认为，之所以有人不承认客观存在的民族识别，根源在于不肯承认其他民族的平等存在，不肯承认民族识别的合法性。

接下来的第二篇文章是《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这是费孝通任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贵州分团团长时所写的调查报告。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贵州“除汉族外其他少数民族种类还没有准确数目，据已经知道的，自认为独自构成民族单位的，有27种。其中以苗、仲（布依）、彝、回四族比较众多”。接着，文章又对这四种主要少数民族进行了分析。从中我们知道：其一，除了苗、布依、彝、回四族外，贵州还有侗、水、壮族居住，这三个民族是在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就可以确认的；其二，彝族人数不多、回族人数不确，但将这两个民族列入主要少数民族。

第三篇文章是《兄弟民族在贵州》，此文篇幅较长、内容丰富，较上述第二篇文章，此文在内容上又有了新意和深意。

费孝通写道：“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祖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一共有多少个民族，‘贵州有哪些民族？’这个问题也还不能正确的答复，但可以列举的民族名称却已经在30个以上。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认是一个民族的人，在不同的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名称，甲地通用的名称在乙地却可以认为是带有侮辱性的。这种现象必须从历史的背景去了解，而历史材料却又常常是很难得到的。我们对于各民族实际情况了解不多，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打破民族隔阂的必要前提。我们在六个半月的时间中，对苗、仲（布依）、彝三个主要兄弟民族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其他如侗家、水家、僮（壮）家等民族都没有机会去访问。”

虽然如此，费孝通还是在论述贵州的苗族时讨论了布依、侗、水、壮族与苗族的不同，他们均属侗台语系，也就是“泰语系”。他写道，说泰语系话的，还有广西的壮族，云南的傣族、僰族等，以及东南亚的泰族。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的知识和资料对苗、布依、彝三个主要兄弟民族进行了初步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最后，他还专门对“少数中的少数”族群进行了语言学、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分析与挖掘。这为后来费孝通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资料对壮族的起源进行推考，并深入调查研究广西壮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和现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51年12月，费孝通根据在广西开展调查研究的材料，写成《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发表在《新建设》1952年第1期上。文章运用语言学的资料说明，现在的壮族和曾经居住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古代居民是有渊源的。壮语与吴语、湘语、粤语、闽语等存在各自不同的相关性，表明了吴、湘、粤、闽的几种汉语方言中还保留着壮语的影响。这可能说明在这些早年越族曾居住的地区，有一部分越人已和汉族融合，但仍部分保留了原来民族的语言特征，特别是发音的习惯。同时，这也助证了现在的壮族和古代曾经居住在东南沿海诸省的越族在语言上是相同的。

文章还综合运用历史学、语言学的资料说明，语言系统相同的人并不一定属于一个民族，同一语系的人可以因历史条件形成不同的民族。但是从语言的异同也可以追溯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关系。比如与广西壮族同属一个语言分支的贵州布依族，是从广西进入贵州的，因为过去交通不便，彼此来往少，有了不同的汉名，成了两个民族单位。这一方面并不否认民族识别存在一定的主观人为的色彩，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为性也是建立在长期以来存在的互不往来、隔离较深的客观历史事实之上的。再比如，同称为瑶的许多部族，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原因在于瑶族很分散，且长期流动、迁徙，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很深。另外，很多人对于居住在山顶上的少数民族常常不加分辨地统称为瑶，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可能就包括苗族，而苗族与瑶族语言相近、关系比较密切，在早期可能是相同的民族，但是后来迁移路线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费孝通严谨推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表现出“小心求证”的谦逊。

四

有学者认为，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的萌芽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花篮瑶社会组织》等论著中已经出现。从瑶山调查到新中国成立前，费孝通几乎没有再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

作为从事民族研究的起点，广西大瑶山瑶族是费孝通经常关注和讨论的研究对象。瑶族支系、语言的混杂现象引发费孝通的疑惑：“花篮瑶讲的话近于苗语，茶山瑶讲的话近于侗语，盘瑶话属于瑶语……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个瑶族，而这个共同体同时为什么还能容许各部分有不同的个性。”为解答疑问，费孝通认为“不能脱离历史来研究这些问题”，进而提出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变化”。早年的费孝通基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和实地调查的经验认知，主张应当正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客观事实，承认各民族平等的政治身份。

实际上，费孝通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探讨并没有止步于广西大瑶山调查。1938年费孝通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不久即参与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学术论争。在费孝通看来，不应该简单地照搬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同时，他也明确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

在20世纪50年代对云贵高原和广西的研究中，费孝通十分注重分析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问题，这与其学术背景有关。在面对云贵高原和广西复杂的民族构成状况时，他始终强调不同民族之间乃至同一民族内部的差异性，并认为民族之间存在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费孝通对中国民族特点的基本判断。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统一归因于它悠久的文化和文化的融合。这一时期的民族调查与识别工作为费孝通的民族研究奠定基石，促使他根据中国的民族实际对其进行反思与拓展，也成为他改革开放后重新思考“中华民族”整体结构的源动力。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凝练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此后，他又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再反思、再提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来源有三：其一是费孝通对早期接触的广西大瑶山瑶族的反思，丰富了对中国各民族形成的认识；其二是他对自己20世纪30年代参与的论争的反思，深化了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涵的认识；其三是他对20世纪50年代在云贵高原以及广西的调查研究的反思，始终坚持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的观点，并认为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从未中断过，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作者单位：民盟广西区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