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底，梁思成收到好友费慰梅的来信。在回信中，梁思成说， “1949年以后，我主要精力放在城市规划和教学工作上，对中国建筑的实地调查所作相较而言极少”，“在单体建筑的设计上所作相对甚少”。但这并不表明梁思成就没有进行建筑设计，比如由他设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至今仍在使用。

洛阳工作站在所有梁思成传记乃至全集中都没有提及，他何以设计了这一建筑呢？

1949年即进入国家文物局、曾参与起草系列文物保护文件的谢辰生在回忆录中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从国家建设角度来说，是三年恢复时期。随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加上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处都在破土动工，修铁路、通公路、盖工厂、建楼房。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样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必然与文物保护产生关联。为更好保护文物，相关部门连续举办了四期训练班，动员了诸多专家来授课，并为考古工作服务。

梁思成也为训练班作了系列讲座。在那封给费慰梅的信中，梁思成还写了这么一段话：“连续几个暑期的训练班上，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分批接受中国建筑方面的课程训练，几乎每个暑期我都为此作了一系列讲座。”就在这个过程中，梁思成接受了文物局的邀请，设计了洛阳工作站。谢辰生明确地说，“像洛阳站的库房还是梁思成设计的”。

梁思成设计这一建筑，应该还和弟弟梁思永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由于郑振铎还担任文物局局长，主要精力放在文物局的全面工作上。梁思永尽管大部分时间需要养病，但还是承担起了所里日常的领导工作，他对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作了认真的安排。洛阳工作站应该是兄弟二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物保护方面情谊的体现。

为什么有关梁思成的史料里都没有提及相关建筑，梁思成自己后来也没有提起呢？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石自社认为，这可能与图纸等资料失存有关。他说，当年这些建筑是瀍河建筑队承建的，队长姓马，是考古学家冯承泽的岳父，冯承泽听他岳父说，当年梁思成就画了个草图，他们是根据这些草图来建的。正因为是草图，档案没保留，建筑建成后设计图也就不知去向了。

梁思成为什么当时就设计了个草图？第一种可能是时间紧，要马上建成，容不得细细雕琢；第二种可能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经济还比较紧张，一切都要节俭，无论是办公用房还是文物库房，越朴实越好，只要实用就行。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此段时间梁思成社会活动多，身体也不太好，还在领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建造，洛阳工作站建筑的设计对他来说相对简单，他就挤点时间给画了。这可能也是梁思成后来对此项设计只字不提的原因。

当然梁思成也可能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地图上标注出北平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随着全国解放的推进，各地的文物也需要保护，受解放军委托，他们又组织编写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分发全军。梁思成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呕心沥血，令人钦佩。

现在我们来看看洛阳工作站的设计。整个院落坐北朝南，现存老建筑包括门房和三大排单层平房。

门房三开间，总体面貌青砖黑瓦，正脊用回纹头甘蔗脊，檐头滴水处就用斜伸出的方形木椽托住檐枋，屋面全是一行行仰瓦。虽然只是门房，但屋面也没有随便处置，使用了两层瓦面，下面一层按通行方式，仰瓦盖瓦交替排列，上面再铺一层仰瓦。所以，上面仰瓦滴水，下面还隐着一层下层瓦的滴水，一大一小、一明一暗，两相错开，像是一强一弱很有规律地敲打节奏，这样做显然是防止单层瓦一有损伤即会漏雨。从正脊到前后墙处屋面稍陡，从墙处到滴水处屋面变得稍缓，使得雨水落到上面，既能很快流下，也能在滴落时利用惯性而稍稍远离墙基或房屋台基，同时使得屋面不再是僵硬的直线，而变成了一道轻灵的曲线，加之上面全是仰瓦，似乎是急速涌动的水波，也进一步增加了这种轻灵感。为了破除一律青砖黑瓦的沉闷，两房的窗户和中间大门以及椽头檐枋使用了中国传统的大红。大门未设于与南墙齐平处，而是位于中间，也没有设置门礅或门当，既方便运输车辆通行，也有些像中国古代城门的设置。全红的门容易单调，于是门头突出设置了四个户对，门板上各刻划了一个长方框，框内均匀地刻划了一道道直线，似乎两边门板上各有一扇关闭了的窗户。两个门边各钉着一只黄铜鎏金的铺首衔环，虎头形，眉毛上扬，威武中又显得顽皮。整个门房设计给人的感觉是敦厚、庄重、朴实，又显得亲切轻快，处处透着中国古典风，非常契合考古的风格。

后面三大排房屋总体建筑风格一致，都是两边稍稍翘起的回纹头甘蔗脊和单层硬山式，都是两层瓦带着曲线的屋面，两边山墙都采用叠涩方式托住垂脊，原来博风板处改成青砖铺砌，以进一步防风雨侵蚀；原悬鱼处设置了透气孔，以进一步增加里屋空气流通，屋基加高，以防止地下湿气上侵，加高的台基设计成三折，上下宽、中间窄，似乎是一个大面积的须弥座；每开间前后开设三抹方形大窗，梁架前后贯通，为了防止底部大木长期承受重力而变形弯曲，设计了双层，下层方形粗壮，上层圆形稍细，如今三大排房屋包括门房的长条正脊中间没有下垂，屋面也没有出现参差不齐，正得益于此。底木稍出前后墙，也对檐枋起一定承托作用，出头没有按照中国传统方式雕刻，一大一小一方一圆再漆成红色，正好是墙上一对图案，前后窗也是大红色，中间加上这一小图案，方正中夹杂了些许婉约。

主房设置了九开间，后面两排设置了11开间，悬鱼处透气孔与此相应，主房是一稍大横棂圆窗，后两排改成方形装设回纹的小窗。后两排东西两边各两间，进深稍窄，与南北两面墙稍稍缩后，形成三折，站在中间前面看，非常符合中间突出、两边稍小的视觉原理，也使得房屋造型变得舒展轻盈。主房东西两边各一间，进深稍窄，在中间南面设置了三开间，造型高度与主屋一致的门厅与主房相连，形成五折，且往两边都是“三二一”的排布。穿过门房，看到这座建筑，虽然是单层，仍然会强烈感到一种巍峨的气势、挺起胸膛的责任感和讲求规矩的引导感。

主房大门仍然用中间一开间、传统大红色，且中间密实，发挥着门的防卫功能，两旁通透，使中国传统门的通气透风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这种传统方式也与文物库房既须安全又能完善保护文物的要求相一致。它看上去就像一幅精致的图案，繁简适度，严谨又富有变化，灵巧又实用。走近它，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而是透着喜气温暖、亲切随意、平和快乐。

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梁思成、林徽因在设计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学生宿舍楼时，就采用了洛阳工作站这种现代造型，向两边折式伸展，增加了建筑形体的层次感、韵律感，使得整个建筑看上去很舒展，如同鸟儿轻盈地展翅飞翔。看洛阳工作站建筑的造型，我们首先会产生如此联想。

1940年春，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龙头村棕皮营为自家设计建造了一所农舍。出檐较远，是为了防止檐溜溅伤墙基；昆明潮湿，土壤含水量较多，为防止返潮，不仅垫高屋基，同时在地板与屋基之间留设气孔，再排铁栅以防老鼠窜入；墙壁下面增厚，既方便安装方正的大窗通风透光，又方便客厅设置壁炉和烟道；梁椽檩条并不粗大，但都经过计算，合用且经得起屋面重力，故而至今屋脊与屋面均十分平整，且为了防止风雨侵蚀朽烂，多处被精巧地钉上板瓦保护。这虽然看上去只是一所普通的民居，但所有的细节都设计得十分妥帖，令人叹服。看洛阳工作站建筑的细节，我们也会产生如此联想。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积极投身我国建筑事业，他们认为，“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中国的建筑已充分地表现了其半殖民地的性格”，“以往的建筑是为少数人的享乐的，今天是为人民；以往是半殖民地的，今后应是民族的，我们只采取西方技术的优点，而不盲从其形式”，今天应该走一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的途径，即新中国的建筑一定要注重现代建筑手段与中国民族精神相统一。洛阳工作站的建筑，形体上既运用了现代手法，也展示了中国古建的优秀传统；材料上既使用了近现代建筑质料，也使用了中国古建的习惯材质，比如青砖黛瓦等。这一切都是对他们所提出的建筑新理念的很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