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侵占中国国土。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我的父亲范定九毅然放弃了教师工作，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编著揭露日寇暴行的书籍，参加并领导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的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

父亲范定九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家境清贫，半工半读，在基督教的资助下进入教会办的益智中学和南京金陵大学学习，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深造，于192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并取得博士学位。

同年，父亲回国后担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副总干事，同时在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国立劳动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1934—1937年任杭州之江大学社会经济学系教授兼教务主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日军迅速侵占沈阳。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点燃了全国抗日救亡热潮，各界民众纷纷以实际行动抗议侵略，抵制日货便是其中重要一环。父亲参加了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校会组干事吴耀宗等人发起的抵制日货行动。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我国上海守军，即“一·二八”事变。父亲参考国内外报道，并赴战场调研，用一个月时间编写了《暴日寇沪志》。全书共6篇35章，详细地记录了日本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战争的过程，我军将士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日军烧杀奸淫的累累罪行，国联的调查，与日本停战谈判经过，以及国际国内舆论情况。此外，书末声明不保留版权，旨在让更多人了解日本的暴行。这是一部早期抗战史书。

1935年，日本加快了对华北的侵略步伐，上海文化界组织民众开展救国运动。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等人联合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参与签名的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陶行知、邹韬奋、李公朴、郑振铎、史良等，我父亲也在其中。

1937年夏，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我国开始全面抗战。8月13日，日军开始进犯上海，我军也投入几十万兵力进行抗击，史称淞沪会战，这是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进行的第一场大型会战，战斗异常激烈。因抗战而负伤的将士众多，许多伤病员在武汉转运，但因当地物资匮乏，无法及时转运和医药救助。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高伯兰当时正在汉口，征得总会会长诚静怡的同意，于1937年11月成立武汉基督教伤兵协会。不久，父亲便受邀参加，为抗日事业作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贡献。父亲只身前往，把母亲和我们三个子女留在了上海。当时上海到武汉的航运已完全中断，他绕道香港，在路上花了一两个月时间，终于在1938年2月底抵达汉口，并立即投入救护伤兵工作。1938年3月，武汉基督教伤兵协会改组为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下设办事处，高伯兰担任办事处主任，父亲担任副主任。

1939年，由于战局的变化，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迁到重庆，设总办事处为其事务机构，我父亲担任主任。协会先后在西安、金华、衡阳、曲江、桂林、百色、襄阳、恩施等地设立分会，分别指导设在陕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等地区的120处荣誉军人招待所或服务站的工作，并在战区前方设立多个伤兵救护队、伤兵服务站和伤兵接待站。为此，父亲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抗战前线，安排伤兵救援工作。

1939—1944年，重庆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经常有日寇的军机轰炸，服务协会总办事处多次被迫搬迁。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也相当少，生活非常艰难，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向社会募捐。据1942年该会的报告，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曾接收伤兵90486人，接待过境灾民难民及侨胞442035人、过境军人2350290人。除接待的工作外，服务协会还积极进行抗战宣传，条件虽艰苦，但仍有众多志愿者参加。这些事迹在当时的报刊上都有报道，如刊登在中国社会服务事业促进会创办的《社会服务》1943年第12期上的文章记载：“在此抗战期间，基督教所主持的战事救济事业很多，其中要数基督教负伤将士协会的工作表现得最有声色……在徐州和武汉两次会战期间，该会曾发动沿陇海、平汉两路线及鄂东一带的基督教会团体，如教会、医院、学校等出钱出力，捐助物品药品，对于前线下来的负伤将士均予以换药、背扶等工作，在徐州、开封、洛阳、许昌、信阳及鄂东的大冶城等地均表现过很好的成绩。”服务协会工作也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嘉奖，父亲因此获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我的父亲已于1992年去世。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深切缅怀父亲，他在抗战期间表现出的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大义，不计个人得失、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测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