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月长河里,有些名字,如同辰星闪耀;有些坚毅,值得世人铭记;有些歌声,始终振聋发聩。刘雪庵,一位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音乐家,他的一生如同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既激昂又深沉。
好花采得瓶供养,
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
——《踏雪寻梅》(刘雪庵/词 黄自/曲)
1905年,刘雪庵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属重庆)。幼时他便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能演奏若干乐器。可惜父母早逝,为了支撑家庭的经济重担,他被迫辍学务工,经杨明轩推荐,于铜梁县立高等小学担任音乐教员。任教两年后,深感知识匮乏、渴望深造的刘雪庵在世叔伯的支持下,进入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毕业后返回铜梁县,在私立养正中学担任校长及音乐教员,但后来因带领学生进行抗日游行,遭地方政府搜捕,被迫离开家乡。1929年,刘雪庵考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师从陈望道等学习文学和戏剧,接受进步思想,参加了由宋庆龄、鲁迅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0年秋,刘雪庵如愿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国立音专),1931年春转入该校师范本科组,师从萧友梅、黄自、李惟宁等学习作曲和作曲理论,师从朱英学习琵琶,师从吴伯超学习指挥法。
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期间,刘雪庵是公认的才子,他在黄自创办的《音乐杂志》《新夜报音乐专刊》担任编辑,还为《复兴初级音乐教科书》六册教材贡献了许多歌曲作品。刘雪庵的早期作品以抒情乐曲为主,高雅清幽如《踏雪寻梅》《枫桥夜泊》,婉转动听如《采莲谣》《早行乐》《飘零的落花》《菊花黄》。他的作品广为传唱,还曾于日本出版。他创作的《中国组曲》是中国第一部钢琴组曲,是西洋乐器民族化的先锋探索,著名俄籍音乐家齐尔品听后十分欣赏,将该曲作为自己的独奏曲目在欧美等地巡回演奏。此曲在纽约、巴黎先后出版,之后又在国内再版。凭借自身的才华,加上黄自的推荐,刘雪庵在上海闯出了名堂,《双双燕》《何日君再来》一时间风靡大上海。
没齿难忘仇和恨,
日夜只想回故乡。
大家拼命打回去,
哪怕倭奴逞豪强。
——《长城谣》(潘孑农/词 刘雪庵/曲)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国难当头。群众自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刘雪庵积极响应,被选为学校宣传股干事、学生代表,在黄自的带领下,同上海国立音专师生一道去浦东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和苦难同胞。1935年底,他还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日本钢琴家近卫秀麿到上海国立音专访问,在学校礼堂演讲完毕后,刘雪庵义正词严怒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在场师生受到巨大的鼓舞。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烽火熊熊燃起。以黄自、李惟宁、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等人为代表的上海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师生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旨在宣传抗日。刘雪庵毅然放弃到欧洲留学的机会,贡献出自己辛苦攒下来的积蓄创办了《战歌》刊物。在刘雪庵的主持下,《战歌》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三地,先后出版了18期,发表抗战歌曲134首、文章34篇、鲁艺报道2篇,成为抗战初期公开发表抗日歌曲的重要平台。刘雪庵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陈田鹤的《杀出血路》、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向隅的《打到东北去》、贺绿汀的《游击队歌》《上战场》等战歌通过这一刊物传遍全国,激励国人奋起抵抗。其中,《长城谣》以苍凉悲壮的旋律和饱含爱国热情的歌词家喻户晓,更是在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的深情演绎下扬名海外,激起东南亚和欧美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支持国内抗战。
在武汉期间,刘雪庵自感“能力菲薄”,竭力呼吁“各地歌咏团,应该互相保持紧密的关系……汇入抗日救亡的巨流”。他和张曙、冼星海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歌咏协会”,起草《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宣言》,参加“中国前线歌咏队”,组织成立“怒潮乐社”,举办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音乐大会,承担中国电影制片厂爱国影片配乐工作,其中为《中华儿女》《保家乡》等电影创作的音乐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武汉失守后,刘雪庵撤到了重庆,昔日同窗各奔东西。
准备着,快准备着,
有一天我们在自由中会面。
黑暗已快过去,光明就在眼前。
——《听祖国的呼唤》(陈曙风/词 刘雪庵/曲)
1941年,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刘雪庵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任教,他毅然为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谱曲配乐,并亲自指挥排练和演出。《橘颂》徐缓而志坚,《礼魂》从容且不迫,《渔父吟》抒郁郁不平之愤慨,《雷电颂》呈江河倒悬之豪情……《屈原》六阕被评为“绝唱”。《屈原》的公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希望上演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新编历史剧《苏武》以稀释其影响,刘雪庵心如明镜,谢绝了为《苏武》配乐的邀请。这一做法招致教育部门和院方的不满,刘雪庵被迫离开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随后,他应聘到璧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此期间仍不畏迫害,继续支持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指挥大合唱、带领大游行,以歌声振河山。1945年抗战胜利,他识破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拒绝参与反苏游行,因此被解聘。
1947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往苏州,刘雪庵与中国民主同盟苏州地下组织负责人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公开支持爱国学生和工人的斗争,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1948年,面对艰难世道,刘雪庵挺身组织义演募粮,帮助学校渡过难关;面对动荡时局,刘雪庵联合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护校斗争,保护学校财产。
20世纪40年代之后,刘雪庵主要从事音乐教学工作。他以身作则,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爱国情怀的音乐人才,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学生们曾回忆,“刘老师教我们普通乐理、和声学、作曲法、音乐史、音乐欣赏、合唱及指挥法等……他在音乐技术方面也很精通,但他从不自满”,“刘老师严于治学,教学非常认真,对学生倾注着爱。他诲人不倦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刻地印在我记忆里。他热爱音乐与教育事业,爱国赤诚,溢于言表”。在音乐研究方面,刘雪庵同样贡献卓著。他的《音乐家黄自先生及其作品》《音乐中的民族形式问题》等文章,对音乐的民族化、大众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他亲自下厂下乡、深入基层,创作了大量讴歌新社会的歌曲,《翻身舞曲》《歌唱人民新生活》《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挖去千年老穷根》……曲曲以歌明志、以乐颂情。他还回忆整理出为郭沫若历史剧《屈原》作的插曲总谱并加以完善,翻译了俄文版的法国歌剧《卡门》的歌词,为毛泽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及《菩萨蛮·黄鹤楼》谱曲,改编了钢琴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等作品。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汪毓和在“刘雪庵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学术研讨会上说:“刘雪庵是一位具有正统观念、具有鲜明爱国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专业音乐家里面,刘雪庵的音乐最接近老百姓。他的作品通俗易懂,旋律流畅,技法也比较简练,在‘黄自四大弟子’中社会影响最大。”刘雪庵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的音乐是抗战烽火中的号角,是民族危亡时的呐喊,是新中国黎明前的曙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以音符为剑,刺破了战争阴霾下的沉默;以一生的执着为笔,谱写了一曲曲激励民族精神的战歌。
(作者单位:上海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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