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难深重,民族危亡,在众多救亡图存的呼声中,“教育救国”无疑是最响亮的声音之一,民盟先贤沈钧儒正是这一呼声的忠实拥护者和实践者。
着力学校教育,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储备添砖加瓦
“教育为先”的思想认识。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沈钧儒在青年时期就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在殿试策论中曾鲜明指出:理天下,“道在整吏治、定兵制、修财政、育贤才数端而已”。他尤其强调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国民不能自立,必应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留学日本的经历让沈钧儒更加认识到教育救国的必要性:“要知我国今日各种方面,事业不能发达,思想不能进步,根本皆由一般人民知识缺乏之故。”“首要必为教育,当无待论”,沈钧儒指出教育在中华民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这是他教育实践的思想根基。
“服务抗战”的办学理念。抗战时期,沈钧儒办学的最显著特点是服务抗战。对于学生在抗战中如何学习,沈钧儒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在校求学,我并不反对,但所学若与抗日建国毫不相关,不但毫无理由非读死书不可,而且把校外一切抛开,自己一定十分苦闷。试想一想!前方将士的流血奋斗,后方民众的备尝艰苦, 甚至因为抗战而增加了许多新的困难,我们是否还能只在校内读无关于抗战的书籍呢?我想青年是不能自安于心的。”沈钧儒非常支持校内进步学生组织活动,一旦得知他们受到反动势力刁难时必亲自过问,使事情得到圆满解决。进步学生们常常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缺课,为了掩护他们,沈钧儒暗中支持学校准备两种考勤登记簿以应付当局的检查。有进步学生受难,沈钧儒总是多方面组织营救,甚至为营救学生“上书”国民党中央全会:“夫教育在国家行政中,宜着眼未来。青年尤系种族强盛命脉,岂应任意摧残。”
尽力恢复学校教育。抗战期间,由沈钧儒着手恢复的学校有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被毁的上海法学院,有遭查封的正行女中、乐华小学等。为了弥补资金缺口,沈钧儒经常设法募集教育资金。他曾书写并义卖许多书法作品为上海法学院、育才学校、勉仁中学等募捐,甚至连沈钧儒夫妇的六十大寿也变成了“醵资助教”的盛会。即使在1936年由于“七君子”事件而身陷囹圄这样的非常时期,他还在狱中为上海法学院书写了50份义卖作品。
致力全民教育,力求陷敌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
呼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沈钧儒一贯认为,教育不应该只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应实行全民教育,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教育可以更好地凝心聚力,团结抗战。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是沈钧儒一生的追求。1937年8月,沈钧儒被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被分在教育组,他向政府提交了《国立省立专门以上各学校及中学应一律准予免费入学之建议》《请中央通令各省切实推行成人教育案》等。
教导青年担负起历史使命。首先,鼓励青年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自己思想的着眼点和行动的着力点,为推进全民抗战贡献力量。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成立时,沈钧儒积极为该团取得合法地位和筹措经费奔走活动,并出席成立会,予青年以鼓励。沈钧儒曾在《时事类编》特刊第一期发表文章《对于青年想说的几句话》,指出青年应起到组织民众的作用。“在这样严重的全面持久抗战中间,中国很迫切需要造成一个全国整的力量。这个整的力量,是民众与军事的配合,是各地民众的统一组织。”“努力从事于这种推进工作,其适宜无过于我们的青年。”其次,支持青年走向抗战一线。沈钧儒想方设法帮助积极要求上前线的青年,支持他们组成回乡服务团,指导家乡人民开展游击。最后,敦促青年抓紧学习。中国青年不仅肩负着抗战的使命,更担负着国家未来建设的重任,因此在抗战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学习。沈钧儒曾在竭力营救一位被捕学生的同时,多次去信鼓励该学生在狱中也要搞好自己的经济学专业,把监狱变成钻研学术的临时研究院。
保护儿童守护民族未来。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内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实行“以华制华”的毒计,意图在根本上灭亡中国。在这样的危难时期,挽救难童、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1938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及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发起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沈钧儒参与并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该会成立后,10余个省、市及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香港地区等相继成立分会,先后建立了50多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抢救战区难童达三万余人。
推动抗战教育,提振国民抗战信心
教育观的重大转变。沈钧儒早年的教育观中透着非常鲜明的体育意识。1912年,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盖小学教育,当以注重体育为先,德育次之,智育又次之。”他对中学生的祝愿是:“我首先希望中学生能使自己有一个健壮的身体。”这些都说明,沈钧儒早年期望国人能重塑崭新的民族形象,彻底改变其枯瘦弱小的旧外貌,以振作锐气、复兴中华。“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险境,全国上下却久久不能齐心协力:进步人士屡遭杀害,同室操戈事件不断发生,宪政运动迟迟没有进展。这些都对沈钧儒产生了极大的触动。1935年春,沈钧儒在重建正行女子中学时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主张,将“德”摆在首要位置。
塑造抗战意识。沈钧儒注重对国民的思想尤其是抗战意识的塑造。在“九一八”周年纪念大会上,沈钧儒大声疾呼:“如今,我们在这国难临头时期,只有打破过去五分钟热度的劣根性,大家持久奋斗……”抗战时期,他写了许多关于抗战的诗文,如《晓闻炮声不能成寐》《夜归》《八百战士》等作品,简单直白,尽抒胸臆,给人以莫大的鼓舞。在1937年10月第18期《抗战》三日刊中发表的《决念》一文,更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抗战一定要到底,……能争持至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那是毫无疑义的。”
动员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使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有力有序,沈钧儒作为救国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极力恢复救国会活动,他认为,要恢复和保持救国会这一抗日救亡组织,必须要有一个刊物来增加凝聚力。1937年12月,沈钧儒和李公朴等创办了《全民周刊》,并亲自担任社长。在发刊词中,他阐述了现阶段最基本的任务是“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接受抗战以来的血的教训,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转变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以克服当前民族危机”。这本刊物共出了30期。次年7月,《全民周刊》和《抗战》三日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沈钧儒任编委。这本新刊物,继承了《抗战》和《全民周刊》的进步传统,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每期销量达30万份,对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推动全民族全面抗战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沈钧儒先生在国难深重、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举步维艰而又坚定不移地把救国的教育进行到底的光辉事迹,对于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无裨益。
(作者单位:沈钧儒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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