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是大教育家，可是他的所学专业并非教育，而是工科。他出生在天津，自幼就接受庭训，熟读经史，虽家道衰落，父亲依然坚持让子女们到学校接受教育。1909年，清政府招考第一批留学生，在630名考生中只录取47名。梅贻琦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赴美国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工程专业就读，于1914年获工科学士学位。依照学校章程规定，他完全可以留下来继续攻读高一级学位，但因家境贫寒，他只好回国寻找工作，缓解家庭困难。

梅贻琦回到天津后，受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之聘，来到清华任教。初登教坛，梅贻琦执教数学和物理两门课。为了备好课，他查资料、写讲稿，从不马虎行事。由于他学识渊博、教风严谨，授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喜爱。学校规定，学生上晚自习必须由教师辅导。不少教师都不愿意接手这项辅导工作，梅贻琦却主动承担下来。他每天晚上都耐心地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晚自习后回到宿舍还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除了教学和辅导，他还担任清华童子军团长及全国童子军理事、教员学术研究会书记、学生科学社顾问及名誉社长、《清华学报》国文编辑等职，并为学生举办各种讲座。

任教半年后，因工作繁杂劳累，梅贻琦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产生了怀疑。暑假期间，他回到天津，见到了老师张伯苓，遂向其表达了想换个工作的想法。不料张伯苓却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不敢违师训，只得忍耐，回清华继续教书。这一教，就教了一辈子。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与旧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蔡元培从国外考察回到北京大学，对北大的校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强调学术是大学的命脉，一改过去的风气，使北大焕然一新。这种新风气，也冲击了临近的清华，清华也准备脱去“留美预备学校”的外套，向真正的大学方向进行改制。梅贻琦作为理科的主要教师以及改革校务调查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为清华的“改大”和发展提出了很多意见。此时的清华，包括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院三部分，情况比较复杂。

1921年，梅贻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于1922年取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归国后，他被清华委以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新校务会议教员代表、大学教育方针委员会委员等重任。不久，清华的教授们掀起了“校务改进运动”，迫使校方接受教务长由教授会选举。于是，梅贻琦被公推为教务长，于1926年4月19日上任，时年37岁。5月14日，他就“教务计划和改革”答记者问，向社会公布了自己学术文化思想的雏形。他说：“本校开办大学，分普通训练、专门训练两级，及研究院，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人才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准备……一国之大学，当有其对于一国之任务；一时代之大学，当有其处于一代之特点。方今国内大学，当务之急厥惟令学子了解中国之现状与其在世界上之位置，然后令其就各人之所长求得切实于实用之学术。”

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清华发展计划》，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学术文化思想，他说：“清华行政各部分现已发展到相当地步，将来可不再扩充；现在要竭力发展的就是教学部分——多聘好教员，增加教学设备，此为将来发展的主要点。”他还谈道，现在大学部有专修课程的共11个系，在短期内应逐渐设立的当为哲学、数学等系；将来宿舍扩充，学生人数增加，至全校1000多人为止。这一年，他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文中说：“学程之规定，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学生自第二年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系习他系之科目。盖求学固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此外，他还提出，清华大学学程中尚有重要之一部，是为体育。凡在校诸生，每学期皆为必修。体育的学分虽不算在学分总数之内，但体育不及格者，不得参与毕业考试。故此，梅贻琦将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概括为“可谓为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在这里，有两个地方的表述与他后来的著述不一致。一是将科学表述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后来他在《大学一解》中，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门类。二是提出造就专门人才，在《大学一解》中表述为通才。对此，我认为，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梅贻琦的学术文化思想亦如此。

梅贻琦提出清华的教育方针后遭到排挤，被派往美国担任留美学生监督。对此，他不愠不火，随缘随分。到美国后，他把留美学生监督处办成了“留美学生之家”，团结了相当多的留学生，为后来清华教师队伍壮大打下基础。

1931年，在清华师生的推举和教育部的努力下，经政府批准，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此时，梅贻琦仍在美国，接到消息后，他多次请辞，都未获批准，只好回清华担任校长。可以看出，他是不愿做官的，他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他在担任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谈到他对清华发展的想法，包括“大师说”“大学有赖于教授说”“学术造诣不能用数字衡量说”等。他阐释道：“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能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他的就职演说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他看来，“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清华大学能在短时间内得到长足的进步。

回过头来看，从梅贻琦受张伯苓鞭策后回到清华，到其担任清华校长，已经过去了16年。在这段时间里，梅贻琦的学术文化思想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最能体现梅贻琦学术文化思想的是1941年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他与潘光旦合作的《大学一解》。梅贻琦工作繁忙，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潘光旦，由潘光旦执笔写成。考虑到许多观点与当局不合，就以自己对中国传统“四书”之一《大学》的理解为名，进一步阐述其对学术文化的主张，除了在就职演说中谈到的一些观点外，还有相当多独到且深刻的见解。第一，在“人格教育”之前加了一个“全”字，即“全人格教育”。所谓“全人格”，包括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劳育，共六个方面，也称“六育并进”，不可偏废，缺少一个都不算全人格。梅贻琦说：“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皆有修明之必要。”他还解释，所谓“智育”，是课堂上的教学，一年级的课程要让重要的教授担任，课外则应给学生独立摸索的时间。所谓“德育”，核心是爱国和全人格，让学生努力完善自己。所谓“体育”，不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和臂腿多粗的选手，而是全人格中的一个目标。所谓“美育”，是在哲学、中文、外语、心理学、体育等课程中，设置增进青年对我国文化的了解及陶冶青年性格的内容。所谓“群育”，是抽出时间，让师生经常聚会，陶冶性情，增进友谊。因为个人修养之功，有赖于自己的努力者固半，友朋之督励者亦半。所谓“劳育”，不是着眼于让学生参加多少体力劳动，而是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大任。

《大学一解》既收入《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也收入《潘光旦选集》。在文章的最后，谈到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梅贻琦留下了一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之界说难言也，姑舍而不论。然‘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论，则今日之大学教育，于‘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而不尽不力者，要有三端；于‘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尽力者要有二端。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是《大学一解》之所为作也。”写《大学一解》，是针对当时大学在“明明德”方面了解不到位、践行很不力的问题。让不力者力之、不尽者尽之，是大学教育努力的方向。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7年（包括西南联大八年），让清华跻身世界名校行列，很值得人们深思和研究。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