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9日清晨，我打开手机，满屏都是陈忠实去世的消息。陈忠实是我敬重的作家，他的《白鹿原》不仅使我受到强烈的震撼，而且改变了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看法。现在想起来，当年读罢《白鹿原》真有一种“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的感觉。

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从阶级斗争的历史叙事中解放出来，也使深受这种历史叙事熏陶的我辈猛醒，看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两大阶级决斗的历史面貌。当天我写了一段微信，发在朋友圈：“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扭转了几十年流行的历史叙述方式，书写了中国文化在20世纪革命浪潮中破碎沉浮的遭遇，至今无人超越。然而他却在今晨走了，这么年轻，为他惋惜，也为中国文学惋惜。”

这几句话大体可以表达我对陈忠实和《白鹿原》的看法。小说《白鹿原》的叙事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代，它在中国文化传统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的历史环境中展开叙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中始于坚守、终于垮塌的悲剧性命运。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乡土社会的结构为士农工商，它有两大基石，一为宗法的家族自治，一为以儒学为核心的道统。在小说中，集这两大基石于一身者，就是主人公白嘉轩。他既是白鹿两家的族长，又是白鹿原上的精神象征。他的腰杆是最硬的，而支撑其腰杆的，正是这两大基石。不过，这根宁折不弯的腰杆在军阀和国民党面前也许是有效的，而一旦土地革命、农民运动兴起，它的有效性就打了折扣。你可以讲气节，宁折不弯，我也可以一棒子打断它。晚年白嘉轩驼背的形象，就是个意味深长的意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分化以后，革命左派一直试图垄断对近现代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并将历史简化为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特征的历史叙事更成为唯一正确而不容质疑的方式。在大量的叙事作品中，除了对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揭露和声讨，以及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奋起反抗继而革命的赞美，几乎看不到历史另外的面相，好像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白鹿原》则发现了“历史”之外的历史，至少在陈忠实笔下，关中的历史呈现出另一种面貌，阶级革命也露出了它的狰狞一面。

革命之前，白鹿原一直保持着秩序之内的稳定，尽管也有求新求变的要求，比如翻修宗祠和兴办学堂，却并不伤及两大基石。改朝换代的发生和新文化的浸染，给此地的超稳定结构带来了某种变数。一方面是白嘉轩、朱先生等旧秩序的维护者，要用新的乡约维系群体的稳定状态，另一方面是白鹿原的年轻一代在新文化的感召下成长起来，兆鹏、兆海、孝文、黑娃、白灵、田小娥等，都以不同的挑战旧秩序的姿态，热情地投身于自己所选择、所追求的新生活。

不过，新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和许诺得那般美好，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乌托邦、一个现代神话，使人们以为新的一定胜过旧的，革命的终点就是人间的天堂。在这里，“新”被描述为一种救赎的力量，而“旧”则必定导致沉沦和灭亡。但20世纪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革命固然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而在其废墟上却未必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的发展固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在历史长河中随波逐流、挣扎起伏的人，只能以代价不可避免为理由，成为历史的殉葬品。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归宿，都证实了这一点。

白嘉轩不可谓不强大，他一心要挽狂澜于既倒，不遗余力地恢复白鹿原固有的秩序，结果如何呢？只剩下无可奈何的一声叹息。年轻一代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仍然是历史的，而不是个人的。被视为神圣的革命撕裂了这个社会，并将阶级的对抗强加给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同时，革命群体自身也被不断地分裂为左派和右派、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尖锐的阶级对立、党派对立，必然伴随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兆鹏、兆海、孝文、黑娃、白灵，这些鲜活的青年就做了这种斗争的牺牲品。

小说《白鹿原》以残酷的叙事戳穿了乌托邦的虚妄，让历史露出了真相。事实上，小说以朱先生的死、兆海的死、黑娃的死、白灵的死、田小娥的死、鹿子霖的疯、白嘉轩的残、白孝文的恶以及兆鹏的下落不明，为白鹿原，也为中国文化传统共奏了一曲挽歌。他写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毁灭，并以毁灭的方式呈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价值。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白鹿原》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悲剧。

陈忠实力图展现历史生活的原貌，通过对生活细节的真实描写，回到历史的原生态中去。但他不是自然主义的，不是纯粹客观地还原历史和生活，而是在再现历史的同时，显露自己的态度和价值选择。这在《白鹿原》的叙事中表现得很鲜明。而且，他并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意图，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掌控着人物命运和历史发展。我们也可以说，他以白鹿两家的历史命运为依托，不仅重构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而且重构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这是陈忠实对中国文化的最重要贡献，也是《白鹿原》的最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