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曾是“五四”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人齐名的文化界名人。他的几部社会学、社会教育学著作对后世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影响深远。但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而投身创立和壮大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扶植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将全部身心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上，为此而坚守半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作为社会学家，陶孟和极力主张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事业，并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组织和参加了一系列社会学调查、研究和教育活动。随着陶孟和等人的推动，成立一个社会学研究与调查机构的时机日渐成熟。1926年2月，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决定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管理机构，简称“中基会”）拨付三年定向捐款。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于是中基会专门组织社会调查部，聘请陶孟和为负责人，组织社会调查与研究。

调查部运行三年期间，主要调查劳动和农业问题，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出版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也开始为社会所重视。1929年6月，美国的捐款期满，而社会调查事业正值蒸蒸日上之时，“同人等一本实事求是之精神，搜求社会事实，分析研究，编述成书，计今已有刊物九种问世矣”。鉴于调查部的工作成果和价值，中基会召开的常年大会决定将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以下简称调查所），继续隶属于中基会，陶孟和任所长。

调查所的成立，使之由一个“临时试办之机关一变而为独立永久之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按照历年统计，1929年调查部为13人，1930年6月底达到31人，到1933年6月底增加到47人，加上临时工作人员，已达六七十人之多。

随着机构的扩张和人员的增加，从1930年起，调查所的研究项目明显增多，在此前已有的社会调查与农村经济诸研究项目之外，又增加了近代经济史、人口研究、工业经济、财税研究等学科。1932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将财政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调查工作委托调查所进行，每月拨付一定数量的补助经费。这样，关于人口、粮食、地方财政、棉纺织行业、物资流通、对外贸易以及税制、货币、国民所得等研究随之兴起。此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一方面领全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之先，另一方面逐渐形成现行部门经济问题与经济史研究并重的经济学研究格局，与国内外的学术合作也日益增多。

早在1928年中研院成立之初，蔡元培曾有意请陶孟和主持刚组建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未能实现。但调查所与社科所之间的平等合作则迅速展开，比如合作开展著名的“无锡、保定（清苑）农村调查”等。1933年6月，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长，为集中人才、统一发展起见，在调整中研院机构时遂有将两所合并的打算，仍由基金会拨付经费，而由于中基会计划合并后逐渐减少补助，陶孟和为维护科研工作，寸步不让，宁可取消合并事项，也不同意缩减经费，最终经胡适等斡旋，方完成合并计划。

改组合并后，调查所将关防、图书资料、设备以及管理人员接收后，即由民间学术机构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此后，社会科学研究所进一步偏重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同时仍然延续经济史和社会调查等领域的工作。

1934年7月1日正式更名后，社会科学研究所有半年多时间分处北平与南京两处办公，内部称为“平所”与“京所”。1935年4月，为了工作方便，又将南京部分迁回北平，合为一处。可惜此后华北局势渐趋紧张，到了当年12月，又遵照院方指示全所迁往南京，只留下当时主持档案抄写工作的汤象龙等人，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彻底离开北平。

为了研究事业的发展，陶孟和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管理上，争取经费支持、拓展研究项目、开展国际交流、延揽研究人才。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不断壮大。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纷纷撤向后方以避战乱，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奉命于8月底从南京向湖南长沙迁移，12月再迁至广西桂林、阳朔，1938年12月又迁往云南昆明，最终于次年秋迁至四川南溪李庄。1945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社会研究所，次年秋迁回南京。抗战八年，以陶孟和为首的社会研究所辗转数千公里，既要力保人员之安全，又要保全重要图书、仪器等财产，更要延续研究工作不致停顿，其过程之艰辛可想而知。而最终栖身于李庄，虽暂时远离战火，但蜀中乡村的诸种艰难，时时困扰着陶孟和与研究所的同仁。陶夫人沈性仁于其间的1944年不幸患病离世，留下陶先生只身一人孤灯清影18年，又何尝不是当时艰困生活的缩影呢？

即使艰困如斯，陶孟和领导的社会研究所仍不辍学术，抗战八年，除了原有的研究项目，又重点研究战时经济，1939年至1946年间，集中调查研究工厂的迁移情况，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沦陷区的经济调查报告及沦陷区经济概览，专题研究战时物价变动，使用国际通用的科学方法计算抗战损失等。1946年，陶孟和担任国民党行政院抗战损失赔偿调查委员会委员，是其中唯一的学者。

陶孟和治所期间，广纳人才，着力培养，除了部分海归留学生外，他更注重扶持国内学子，从北大、清华、燕京、南开、武大、复旦等高校延揽了大量“知道中国情形”的人才加以培养。在研究过程中，陶孟和给予他们在研究方向上相对自由的空间，确定研究计划后，放手让研究人员去工作，很少干涉，但又在内部和外部条件上竭力支持。如严仁赓、王子建等先生都曾回忆说，陶先生在商定研究项目时多数让参加工作的人自己选题，但当他们外出调查时，陶先生又总是利用各种关系，争取多方面的协助，研究人员需要参考书时，陶先生从不问价，总会批准采购。

一方面，陶孟和极力引导和组织人员多参加调查，使他们实地了解和掌握社会经济情况，梳理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让研究接地气，锻炼能够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研究队伍；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主张“与世界学术之进步同进步”，“造就胜任之研究人员”，不仅多方面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还设法派人出国深造，经他推荐出国的人员即不下四五名。而且陶先生还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如后来成为副研究员的韩啟桐，初入调查所时只是一名计算员、剪报员，由于勤奋好学，三年后被调到统计组成为研究人员。后来成为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馆长的宗井滔，当年只是作为暑期临时计算员入所的中学毕业生，此后靠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受人尊敬的图书馆专家。

当年被陶孟和延揽门下日后成为知名学者的包括历史学家罗尔纲，经济学家张培刚、巫宝三、章有义、刘国光，经济史学家汤象龙、梁方仲、严中平、李文治、汪敬虞，均是各自专业的翘楚。此外如千家驹、吴半农等，亦为学政界之佼佼者。这其中很多学者认为，陶孟和的治学和管理方式对他们的学术研究影响深刻。如千家驹就曾说，陶先生颇有兼容并蓄的民主作风，他信任每一个研究人员，评判一个人研究成绩的好坏，是看他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他的政治立场。而且，陶先生认为，研究工作应以自愿为原则，只要一个人对研究有兴趣，并不需要用什么签到制度来约束，照样会夜以继日来钻研的，成绩的好坏要由专家和社会来评价。当年的社会调查所没有签到制度，但很多人并没有因此而偷懒，而是在公平竞争的气氛中自觉上进。

成果丰赡 嘉惠后学

经过20余年的耕耘，陶孟和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治下的学术机构也形成了学术氛围自由、学术态度严谨、学术讨论民主的风格，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既重视基础理论也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这种风格影响甚深，直到今天仍被奉为传统。

陶孟和主持下的研究所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根据当年统计，从社会调查部成立的1926年到社会研究所截止时的1948年6月，各专业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103部、论文358篇。其中有很多学术成果都成为学科的经典必读作品，如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罗玉东《中国厘金史》、梁方仲对明代田赋制度的一系列论著、韩啟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罗尔纲《湘军新志》等，在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陶孟和治所期间，创办了《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等连续出版物，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北平生活费指数的调查，是陶孟和组织的一项长期统计工作。从1929年1月起，调查所每月调查北平日用品价格及房租两次，根据结果用中英文逐月发表生活费指数及平均物价表，并由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工评论》及“国联”出版的《统计月报》按期转载。这份《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直到抗战爆发被迫停刊，总共出版至九卷第八期。

《社会科学杂志》于1930年3月创刊，由陶孟和与曾炳钧主编，是国内第一份社会科学研究刊物，共出版了十卷。《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由陶孟和与汤象龙等主编，从1932年11月至1949年1月，断续出版了八卷，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份连续出版物。

劳动问题也被陶孟和列为重点研究项目，1928年和1932年，分别出版了两次《中国劳动年鉴》，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劳动问题的综合性参考工具书。

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也是陶孟和主持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认为从清宫档案中挖掘财经史料，是为中国近代财经史研究“开金矿”，因此从1930年开始，他全力支持汤象龙等人整理、统计清代财经档案，这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研究清代档案，共抄录整理了钱粮、粮价、关税、厘金、盐税、漕粮、耗羡、参票以及《题本》《黄册》等财经档案十数万件。这些成果现多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其价值弥足珍贵。

陶孟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颇有贡献。早在1922年，陶孟和就为李季全译的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即《工资、价格和利润》）做了校对，后来对樊弘钻研马克思学说也给予鼓励和支持。1932年，陶孟和与胡适推荐时任社会调查所研究员的吴半农和千家驹等人翻译《资本论》，并获得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资助，最终于1934年5月出版了吴半农翻译、千家驹校对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这也是民国时期唯一由机构组织、资助翻译出版的《资本论》中译本。

半生坚守 薪尽火传

1948年冬，随着解放军步步向南挺进，南京政府岌岌可危。11月底，中研院开始奉命布置迁台事宜，此后部分机构陆续迁移，陶孟和对此极力抵制。在他的坚持下，社会研究所全部人员及图书、研究资料最终完整地留在了南京，迎来了南京解放的时刻。1949年至1952年，陶孟和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同时，兼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直到1952年12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改组为经济研究所后才卸任。从1926年算起，陶孟和作为这座四易其名的研究所的所长，整整27个年头，从未离开。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抱衰病之躯在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离世，终年73岁。

如今，陶孟和先生离世已经56载，陶先生当年坚守的事业和机构已如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回顾陶孟和先生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贡献，感念于他的执着和坚守，后辈学人唯有继承他留下的传统，发扬他倡导的风格，在学术经世济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最后，让我们用一个小故事来再一次感念陶先生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守护之心。据曾任调查所秘书的吴铎回忆，1930年，在社会调查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新楼建筑工程施工奠基礼之前，陶孟和嘱咐吴铎撰写一篇纪要，说明社会调查所的现状和建筑办公楼的缘起，并将全所工作人员姓名附列于篇末。奠基时，将全文和当时通用的若干枚硬币及当天的几份日报，装入一个小铁箱，焊封完毕放入基石的中空部分，这样，若干年后，人们仍能获知这座大楼的由来，了解开路者的劳绩。而今天，大楼早已被拆除，但不知拆除的时候，那只小铁箱是否被发现，而今安放何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