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30日，沈钧儒在胡愈之的陪同下，乘江轮自武汉溯江赴重庆。这年他83岁，任民盟中央主席。在重庆境内短短的六天行程里，他不仅观赏了三峡风光，到枣子岚垭、青木关等地考察，在沧白堂出席民盟会议，还专程赴朝天门码头，观山城夜景。重庆20年变化，真可谓天翻地覆，也让在此生活了近八年的民主老人感触良多。

枣子岚垭与石居


沈钧儒一行于10月4日上午抵达重庆，入住怡园。怡园为宋子文旧居，位于市中区牛角沱四维新村，毗邻特园，国共两党曾在此举行军事停战谈判。当天下午，沈钧儒即去查看枣子岚垭83号良庄旧居，并在旧居门口和居室窗前拍照留念。

良庄位于马鞍山迤东的半坡上，其主人为重庆久裕钱庄经理李量才。1938年10月下旬，沈钧儒自武汉乘一架小型飞机来渝，先住在青年会家庭宿舍17号，次年6月迁入良庄。来渝后，他曾到成都和桂林短暂停留，其余时间一直住在重庆，而在良庄居住的时间长达七年之久。

与沈钧儒一同迁来良庄的，还有沙千里、王炳南夫妇，他们合租在该楼的第二层和第三层，沈钧儒居室位于二楼西北角。后来，萨空了、彭子冈等也曾暂住于此，李公朴来渝亦曾在此住过，加上史良所住的犹庄也在附近，这里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大本营，沈钧儒担任了“房客合作者”的社长。

马鞍山位于重庆旧城外，出门免不了爬坡下坎，但沈钧儒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给儿子沈谦写信说，“每日走路上坡下坡，一碰就要走两百三百个石级，出一身大汗”，但也因此“腿力增强，亦免湿气”。马鞍山旁有红球坝，敌机来前，就挂红色气球报警。在日机轰炸最烈时，“每日上午十时至二三时，竟如上课一般，以时间牺牲在防空洞，确是可惜”。良庄也曾两次被炸，一家人不得不借住他处。沈钧儒“对敌愤恨已极”，在警报间隙，他步行于山城，访问亲朋，救济难民。

战时陪都物资十分紧张，沈钧儒生活有时难免拮据。有人回忆，在秋冬季节，“他经常穿一件风雨衣来代替大衣，奔走各处”。他不会做饭，女儿沈谱离渝后，他不得不在史良处搭伙，彭子冈来良庄后，才得以在家就餐。

虽然生活简朴，但沈钧儒依旧保持着藏石的嗜好。他出生于七代藏石世家，之所以爱石，除了受家风的熏陶之外，更主要是看重石头坚强的品质。他将良庄居室取名为“与石居”，并作诗咏石：“吾生尤爱石，谓是取其坚。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与石居”题额并跋识，冯玉祥、李济深、黄炎培、茅盾、郭沫若等都曾为之题咏。朋友知他好石，多有馈赠，他闲时也常到江边寻石。渐渐地，他居室的窗前、床头，到处都摆放着石头。1943年年初，其子叔羊举办画展，他择取部分石头参展，和画展一样“也出了风头，同样引起许多人注意”。据史良回忆，沈钧儒离开重庆时，带了一个很沉的大箱子，特务费尽心思打开审查，结果发现里面全是石头。

来渝后，沈钧儒坚持给远在异地的亲人寄送家书，还给身边最疼爱的女儿操办了一场轰动山城的简朴婚礼。经邹韬奋等朋友介绍，沈钧儒女儿沈谱与范长江订婚，并于1940年12月10日举行了结婚仪式。这场婚礼让沈钧儒异常兴奋，五天后，他在给沈谦的信中说：当时来了很多人，“每一间连阳台都挤满了”；婚礼很简单，“未做一件新衣裳，未添置一样所谓新房铺设之家具”，“小妹与长江均穿蓝布大褂，于襟上系一花为志”，“任何仪式皆删除，没有鞠躬，没有婚书，没有交换戒指，没有主婚证婚介绍等人名称，亦没有发帖请酒，仅备茶点蛋糕之类”；为了纪念，“仅备一条八尺长的宣纸，请来客签名证明结婚，到二百五十六人，纵横颠倒签满了，也有题诗的，题句的，也有盖印的，很有趣”；此外，还拍了照，“两人照，大家照，都拍了”；还收到了贺电，“香港、桂林、昆明的朋友，均有电来”。虽然沈钧儒在仪式前在报上登启事，强调“所有新旧仪式，一概从删”，并声明辞谢“无论何种馈赠”，但“当日客人，有在大衣袋带酒及酱鸡酱鸭等食物来的”，周恩来带来的则是苏联乌拉山石制成的相架以及邓颖超的贺信。为了救护被客人包围的女儿女婿，沈钧儒挤进去照杯，竟把自己吃醉了。

沈钧儒没有给女儿准备嫁妆，但他为此作诗四首，在祝愿女儿女婿“黾勉同心结”“善葆金石质”的同时，也希望他们不忘“艰巨如山积”“战鼓犹如雷”的国难。“皖南事变”后，山城环境恶化，沈谱不得不离开父亲，去香港与范长江团聚。女儿走后第三天，沈钧儒含泪作《推被词》，“往时事，尽思索，驱不尽，断还续，每出门，伫路曲，下坡背影记犹熟”，思念之情，跃然纸上。邹韬奋为此撰文，说他“最爱他的女儿，但是犹爱他的国家”。

嘉陵江畔奔民主

沈钧儒是抗日救亡的君子，他的爱国不仅态度坚决，而且躬身力行。来重庆后，他继续奔走在抗日救国、民主运动的最前列。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他发表《敌后政治问题》予以声讨。他积极参加兵役实施协进会活动，为了告慰前方将士，他作诗《从军乐》，表示愿为杀敌之子弹、解渴之瓶水、安眠之军毯。

沈钧儒一生主张宪政。在重庆，他参加了国统区的两次宪政运动。他曾为《新华日报》题词:“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基于这一认识，他以国民参政会和公开的报刊杂志等为阵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他与邹韬奋联名提出民主宪政的提案。10月，他与张澜、章伯钧等参政员在重庆市银行公会发起宪政问题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此后，又参与筹组宪政促进会，策划组织救国会“政治讨论会”，对“五五宪草”等展开讨论。1943年11月，他担任实施宪政协进会委员后，更是多次发起或参加各种宪政座谈会，宣扬“主权在民”。年底,值沈钧儒虚龄七十华诞之际,郭沫若以“今之伊尹”横幅相赠, 他在答辞中表示以后要做三项工作,第一件便是尽早促成实施宪政。1945年1月13日，郭沫若、王若飞、柳亚子等在天官府街四号庆祝沈钧儒七十一龄寿，黄炎培作诗一首：“平生谢绝人称寿，却向先生祝寿来。吾欲举杯呼万岁，先呼民主一千回。”

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在重庆，他与共产党在感情上越加密切。其女婿范长江及与其同住的王炳南、彭子冈都是中共党员。良庄三层是一个很小的阁楼，进步青年常常在阁楼上讨论时政。沈钧儒经常访问周公馆，很多工作常与“共产党朋友”商量，并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皖南事变”后，为抗议当局破坏团结，沈钧儒和救国会的参政员采取与中共参政员一致的立场，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苏日中立条约》发表后，救国会曾发表反对的声明，当周恩来晓之以利弊后，沈钧儒当即表示撤销签名。1943年秋，沈钧儒游南温泉，晚上在冠生园旅社与林亨元促膝谈心说:“惟中共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故我们必须跟着中共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当谈及蒋介石的迫害威胁时，他说：“我所求者只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难道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吗？”1945年8月，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沈钧儒亲自往机场迎接。其后，他在特园、桂园等地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相晤。

在重庆期间，沈钧儒为了把救国会发展成一个政党性的团体，进行了大量重建救国会的工作。除了恢复救国会机关刊物《国民公论》，坚持主办《全民抗战》外，他还参与生活书店业务领导，支持救国会妇女界创办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抗战胜利后，鉴于抗战救国的任务已经完成，救国会在韦家院坝16号举行会员代表大会，将救国会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推选沈钧儒为主席。

民盟是以包括救国会在内的“三党三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作为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在民盟筹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11月23日，他参与发起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年底，他参与商谈组建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救国会发表声明，支持政团同盟的主张，并在行动上配合一致。其后，沈钧儒多次在特园等地参加政团同盟活动，讨论国是。1942年年初，沈钧儒和救国会正式加入政团同盟。1944年9月，他参与政团同盟改组，在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45年9月4日，民盟在特园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沈钧儒担任司仪。10月，他出席民盟“一大”，强调同盟和衷共济，力求民主中国的实现。会上，他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兼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昆明“一二•一”血案后，他参加重庆各界举行的昆明死难师生追悼大会，作诗《献给生者和死者》抗议特务暴行，坚信“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他与民盟代表一道，与中共密切合作，保证会议五项议案得以通过。然而，国民党当局并不想执行这些决议，从沧白堂到较场口，国民党特务对政协的破坏从未间断。在较场口，特务见到沈钧儒时，疯狂叫嚣“打死他”，如果不是朱学范的汽车经过将他救出，他恐怕会和李公朴一样血洒会场了。

在重庆奔走救国、争取民主，是沈钧儒一生的重要篇章。12年后的1958年10月5日，在沧白堂举行的重庆市民盟盟员大会上，他还专门回忆了1946年发生在这里的“沧白堂事件”。


青木关外扬正气


10月7日，沈钧儒又专程到青木关，并在关口拍照留念。

青木关位于重庆城西50公里处的宝峰山口，是巴县与璧山县交界的山隘。这里是旧时出重庆的最后一道关口，系成渝古道必经之路。抗战时期，军警宪特都在此设置了盘查哨所。因为怕沈钧儒离开重庆赴延安等地，蒋介石曾禁止他出青木关。但沈钧儒并不囿其所禁，经常出入其间，以法律武器弘扬正气。

沈钧儒是闻名中外的大律师，一生以清廉正直不畏强暴著称。内迁重庆后，他于1939年2月加入重庆律师公会，3月开始在重庆执行律师业务。1942年元旦，他出席重庆律师公会会员大会，当选为理事，后又当选常务理事。他参与创办《重庆律师公会会刊》，为其撰写《创刊词》。为推动法律界宪政民主运动，他还发起成立“中国法学研究会”。1944年3月，重庆律师界召开“法令座谈会”，请求政府尽早实施《提审法》。就在此时，律师温代荣被重庆市稽查处误拘，引起重庆律师界极大的愤慨。沈钧儒等80名律师联名向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呈《关于保障人权意见》，提出四项建议，对协进会最终通过《关于滥用职权捕押久禁情事整肃改善办法案》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发挥集体力量，沈钧儒于1942年4月与沙千里、林亨元、崔国翰联合执行律师事务，并在林森路172号桐君阁二楼组建平正法律事务所。为方便律师业务，他还向璧山地方法院、四川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申请登记，均获批准，后又加入璧山律师公会。

因为在法律界的声望，沈钧儒不仅受任新华日报社、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常年法律顾问，还被不少个人、企业聘为法律顾问。他所在的平正法律事务所曾代理过“渝鑫钢铁厂诉洪发利机器营造厂要求履行买卖契约案”等影响较大的案件，因为不重金钱利益，秉持公平正义、以法济世理念，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事务所深得社会好评。沈钧儒受任抗日军人家属义务辩护律师，为维护军人家属权益而奔走；当时重庆律师公会成立的平民法律扶助会，也以平正法律事务所为中心力量。

为保障他人生命、荣誉、财产，沈钧儒多次设法营救受迫害或被捕的人。当时，重庆大学有个学生遭人诬陷，被判刑六个月。学生当庭表示要上诉，委托沈钧儒为之辩护。经沈钧儒调查取证，证明该生无辜，学生被无罪释放。1944年，他代理璧山教员张理一案，更展现出正直无畏的品性。

张理本是璧山县立中学的一位历史教员，因针砭时弊，抨击政府官员贪赃枉法，被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沈钧儒为张理担任辩护人，在开庭前一天，他和林亨元从市区乘车前往璧山。当局为了阻拦他们出庭，在青木关设卡拦截。沈钧儒十分生气，马上乘车回城，直闯军统局。军统特务知道沈钧儒的特殊身份，连忙开出通行证。当沈、林二人再次搭乘汽车到达璧山时，天色已晚，便在临安旅馆留宿。在便衣的监视下，他们彻夜研究，讨论案卷，直至凌晨两点。第二天上午八点，二人准时赶到了璧山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厅。在辩论中，沈钧儒义正辞严，引得全场掌声雷动。最后张理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1946年2月，“较场口血案”发生后，在当局的支持下，刘野樵等“恶人反先告状”。为了揭穿他们的无耻谰言，3月15日，刚从上海飞返重庆的沈钧儒亲往重庆地方法院出庭作证。5月13日，他又与林亨元等十余名律师联名致函重庆律师公会，要求调查西安《秦风日报》法律顾问王任被害真相。5月19日，沈钧儒由重庆飞南京，他在重庆和璧山等地的业务结束。

12年后，在青木关留影的当晚，沈钧儒乘火车自重庆赶赴成都。此行一路畅通，无关，无隘，无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