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7年8月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成为钱谷融先生的入室弟子。在此之前，我已在华东师大学习、工作了16年。说来也奇怪，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中，我与钱谷融先生竟没有任何交往。我对钱先生的了解，仅限于听过他的一两回讲座，偶尔看到他在一些重要场合露面而已。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决定报考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很可能是因为“钱先生最后一次招博士”这样一则在学校里到处流传的新闻吧。

钱谷融先生生于1919年，只比我的祖父小三岁，算是同龄人。大概是师生之间年龄悬殊，我在与钱先生交往时不免拘谨。俗话说，学问学问，得先学会问。可我每次去师大二村看望先生，虽有一肚子疑难，却总是开不了口。而钱先生似乎一直秉持“不愤不启”的古训，深知可与言、不可与言的分野。他从不主动教训学生。每次上门，往往清茶一杯，闲聊片刻，先生即陷入静默。这种静默让我既紧张又尴尬，手足无措，而先生却安之若素，怡然自得，仿佛在说：两个人不说话，坐一坐，不也很好吗？

在成为钱先生弟子的20年间，我去看望他的次数并不算少，但每次会面的时间，大多不会超过半小时。久而久之，竟成惯例。有时，我想在他老人家身边多赖一会儿，先生就会对我说：“你有事就去忙吧，不要不好意思。”话已说到这个份儿上，等于是下了逐客令。我心里纵有万般不舍，也只得立刻起身告辞。平常与师兄弟相处，常听他们绘声绘色地说起钱先生如何善谈，如何风趣幽默，而我心里总是犯嘀咕：为什么轮到我与先生独处的时候，一老一少，却总也找不到话说呢？我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妻子，她想都不想就对我说：“大概是你这个人太过严肃了吧。”

孩子三四岁时，我第一次带着妻子和儿子去看望钱先生。这一次，他老人家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让我惊奇的是，他和我妻子聊起天来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后来，他又把我儿子按在沙发上，一边跟他打闹，一边教他背唐诗，还时不时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和孩子打趣。一直等到我儿子将孟浩然的那首《春晓》背得滚瓜烂熟，先生才放过他。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很快就临近中午。因见妻子不停给我递眼色，催我告辞，钱先生忽然说，二村门外新开了一家阿莉餐厅，味道很不错。他已经请师母杨先生在那儿订了座，让我们中午留下来一起吃饭。我记得这是先生第一次请我吃饭，当然也是唯一的一次。后来每次谈起钱先生，妻子总会这样说：“老爷爷多好玩儿的一个人啊，你怎么会跟他没话说呢？”

不过，若说我每次与先生见面都是枯坐默对，那也不是事实。我记得与先生之间的长谈也有过几次。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博士论文答辩的前夕。一天下午，我将打印好的论文交给先生，在他书房略坐了一会儿，正待要走，先生忽然把我叫住了，让我再坐一坐。他把阿姨叫来，给我泡了杯茶，对我道：“有件事，我总也弄不明白。你年纪轻轻，博士还没毕业，就已当上了教授，有那么好的妻子，有那么可爱的孩子。我替你想想，似乎工作上、生活上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可为什么我见你成天愁眉苦脸，满腹心事，这是什么道理？”

我意识到自己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向先生敞开心扉、一抒胸中块垒的机会，不免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我把自己对人生、社会、文学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尤其是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诸多困惑和烦忧，向先生和盘托出。言语之中，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不免悲观消极。钱先生一声不吭地听完，半天不说话。他指了指茶几上的烟缸，对我说：“如果你想抽烟的话，随便抽好了。”

我刚把烟点上，就听见先生说：“不知你有没有意识到，像你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着很大权力的人呢！”

我苦笑了一下，对先生道：“我这样一个以教书为生的人，既不当官，也不做企业，哪来的什么权力呢？”

先生道：“你有资格站在讲台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权力。”见我一脸不解的样子，先生又解释道，“社会也好，国家也好，总是一个个的人组成的。要改变这个社会和国家，就得改变组成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一个个人。慢慢来，不能着急。举例来说，如果你痛恨专制和独裁，那么首先要做到自己不专制、不独裁。平常在生活中，如果你能善待你的父母、妻子、孩子、朋友和学生，并能够影响到其他人，假如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尽到自己本分，都能善待他人，那么这个社会就会一点点地好起来。你是一个教师，拥有说话的权力，你的言行、你在讲台上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必然会影响到你的学生，而你的学生将来都是要出去做老师的，他们也会传播你的观点，从而影响更多的人。如果像你这样一个拥有权力的读书人都如此的悲观绝望，这个社会怎么办呢？”

钱先生的这番话说得很浅显、很平常，但细细体味，又似乎极有深意。十多年来，他的这番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未敢须臾或忘。

2000年8月，因妻子家中变故，我决定离开上海，北上求职。在离沪赴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专门去师大二村97号，向钱先生告别。像往常一样，我们简单地说了会儿话就再次陷入了令人不安的沉默。不过，我能真切感受到这一次的沉默有点不同往常。看到先生一天天老去，而我又将北上，不能侍奉在侧，心中莫名的伤感哽在喉头。而先生不时看我的眼神，亦有不舍之意。临走前，我硬着头皮对先生说：“我明天就要去北京了，先生有没有什么话要吩咐学生的？”

先生想了想，笑道：“好吧。我送你八个字：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先生大概是觉得我已经完全有能力正确地理解这极普通的八个字，不会仅仅从消极退缩的意义上来接受它，因而未作任何解释。说完这句赠言，先生就起身送我出门。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初听到这句临别赠言时巨大的震撼，仿佛内心的黑暗深处忽然亮起一片幽微的光。那时，我还是一个急性子的年轻人，有点像卡夫卡《城堡》中那个鲁莽、缺乏耐心的K。对于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想得过于简单，就是想得过于复杂。总是像钟摆一样，在沾沾自喜与怠惰厌倦之间来回摇晃。面对毁誉得失、荣辱穷通，那颗敏感而动荡的心总也安顿不下来。走在寂静的夜色中，我忽然意识到，就我的性格、气质以及当时的处境而言，能够得到先生这珍贵的“八字箴言”，实在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

按照我的理解，人活在世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与困难。有些困难，经过个人的努力是可以很快克服并安然渡过的，这些挫折和困难最多只能被称作挑战，而不能被称为“逆”。所谓的“逆”，指的也许是，任凭你如何努力、挣扎和抗拒，这些困难和不幸仍会横亘在你眼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消失。一味的抗争、拒绝或自怨自艾，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因一时急躁而铸成大错。在这个时候，对命运的不幸或不公，采取一种淡然接受的态度，甚至带着平静的欣悦来面对，也许就成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选择。

而“随遇而安”的这个“遇”字，所指的当然是一个人的境遇。境遇有好有坏，有顺有逆，瞬息变化，有鬼神不测之机，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为转移。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处逆不易，处顺有时更难——逆境来的时候，我们或许只要横下一条心来，咬牙硬挺就好；而在顺境之中，傲慢、自满、浅薄、任性更容易潜滋暗长，而完全忽略了顺境之中其实就包含着动辄得咎的危险。我揣摩先生的意思，在顺逆与常变之中，首先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静而能安，安而能虑，虑而能得。

自从与先生告别来到北京之后，先生的临别赠言一直是我的顶门针、座右铭。每当我遇到仿佛迈不过去的坎儿时，想起先生送我的这句话，静下心来，把困难和不幸仔细思量一番，很快就能认识到：还算好，事情也许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有了这句话的护佑，以平常之心对待生活中接踵而至的纷扰和难题，每每总能化险为夷，知止而后安。

有一回，台湾一位学者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生活中突然而至的重大变故，颇有茫然无措之感。我好言劝慰她半天，最后将先生的“八字箴言”转赠给她。大约半年之后，这位学者再次打来电话。她说，钱先生的这八个字堪称她的护身符。在参透了个中深意之后，她的生活随之恢复正常。而原先困扰她的种种难局，均已次第烟散。这件小事也促使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或文学教师，最根本的存在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过去把写出漂亮的文章和作品作为毕生的目标，现在我倾向于认为，文学或学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能够切实地帮助到人，虽亿万人，不为多；虽一人，也不算少。

先生少值离乱，中年后因《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而迭遭批判，倍尝人生的危困和人心的险仄。临难犯险之际，屡冒锋镝；遭受不公正批判之时，也曾呕血不止，几近于绝境。他在华东师大当了38年的讲师，等到恢复名誉，评上教授职称，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若以先生一生的经历来衡量，在“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这句话的背后，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难、艰辛和伤痛！然先生在艰难困苦之中，不降志，不辱身，不畏风险，直道而行；以一种“将命运给予的不公与不幸”照单全收的勇气，卓砺奋发；如松柏之经霜，老而弥坚，年届八旬仍在指导研究生，终成一代名师。先生一生的修为已经为这极平常的八个字赋予了全新的义涵。

两个多月前，钱先生以98岁高龄来北京开会，在京的弟子们于西直门无名居设宴，为先生接风。我问先生是不是破戒喝点白酒，先生慨然应允。弟子们轮流上前敬酒，先生每次必扶杖而立，端起酒杯，抿上一小口。这天晚上，钱先生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他那慈爱而好奇的眼神一直在默默打量着周遭的一切。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总也看不够。

他只是笑，望着每个人笑。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