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在当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国共两党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而是想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所必需的时间。

为了揭穿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争取国内和平，8月28日下午3时45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到达重庆，时值酷暑季节，人们冒着炎热，从四面八方涌向九龙坡机场。欢迎人群中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其中，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虽然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但“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沈钧儒“快活得像个青年，听说他昨天听到消息，就一直兴奋到不能休息”。正当前来欢迎的各党各派代表彬彬有礼地向毛泽东走去时，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们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而各党派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形，急中生智，他高举一个纸包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就把大群的记者吸引过去，各党派代表才得以与毛泽东握手交谈。周恩来这时打开纸包，向记者一一分发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书面谈话称：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民盟领导人会谈过多次，阐明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与民主同盟建立了联合斗争的亲密关系，为以后的政治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8月30日，他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访问民盟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委员、特园的主人鲜特生在座，“融洽的空气使张澜同鲜特生如坐春风”。毛泽东和张澜以前从未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见面时毛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朱德对老师、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接着他向张澜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主要内容。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毛泽东还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情况，使张澜对解放区心驰神往，“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在谈话中，张澜对毛泽东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的诚意。他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

9月2日，毛泽东约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到上清寺桂园商谈，这次谈判提出八点原则性意见，其中涉及民主党派的有两条：第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第二，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参加宴会的有民盟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特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等。毛泽东一到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民主之家”是民盟中央委员鲜特生的住宅特园的光荣称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以后，张澜经常住在那里领导盟的活动。它是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是重庆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正门上边嵌着郭沫若手书的“民主之家”的匾额，大门两侧悬挂着张澜题写的对联：“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那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扺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在宴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并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动往事。宴毕，毛泽东应特园主人之请题写“民主在望”四个字留念，并说，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

9月10日，张澜致函蒋介石、毛泽东，表示对国共谈判甚为关切，希望趁此时机彻底解决国家一切问题，特别希望将商谈内容随时公诸国人。他指出，“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自润之先生来渝，双方商谈已逾十日，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他强调，“中国民主同盟在最近四年间曾不断以民主、团结号召国人。对于如何消弭内争一点，更本其一贯主张，随时有所贡献”。

9月1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向他们介绍了两党谈判情况，并征询意见。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军队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张澜说：“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这么颟顸！”9月14日《新华日报》刊出章伯钧支持中共的一贯立场和主张的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前此各在野党派曾以召开政治会议（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统一政府两大主张，谋全国之真正统一，今虽战争结束，但问题的中心仍在于此”。他还指出，“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本属一个民主统一国家之绝对的原则，但其实现之先决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无任何党派的军队，无任何党派的特殊利益的保留”，并强调，“吾人亦希望国民党亦同样真正释兵权，则国家幸甚”。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又到特园看望张澜，在张澜卧室向他介绍和谈近况。毛泽东告诉张澜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大致获得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目前症结仍在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上。国民党认为这两大问题“根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背道而驰”，实则使谈判陷于停顿，借此在美国支持下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推心置腹地表示：“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地。”张澜还对毛泽东说：“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毛泽东认为很有道理，当即考虑对策。感到义所当为的张澜对毛泽东说：“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欣然采纳，赞扬张澜“老成谋国”。18日，张澜即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刊出《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郑重提出，“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他还声明：“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诸公留意者一。”10月1日，当获悉蒋介石以武力解除龙云在云南的权力后，张澜立刻派人通知周恩来，督促毛泽东早日返回延安，以免遭到暗算。

原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国民党监察委员柳亚子为了促成民主政治，参加了民主同盟。9月25日，他“以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资格”发表《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专就国共会谈中关于举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发表了六项具体意见，包括举行各党派政治会议，各党派共组联合政府，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国大代表等。他指出：“以上六个条件，可说是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条件，也是最低条件，倘然执政党还不肯答应下来，那么，事情绝对不是国共斗争的问题，而是执政党和全国人民大众斗争的问题了。”10月4日，毛泽东收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民盟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在9月28日国共两党第十次会谈中张治中提问：“民主同盟是否可视为党派？”周恩来马上说：“民主同盟有集体之政见，自可视为党派。”10月1日中共中央内部通知指出，国共谈判期间，双方代表曾招待民主同盟，“同盟诸人批评彼方”。

10月10日，在中共努力下，在民主党派的配合下，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事。《解放日报》10月13日评论说：“会谈不仅在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上有了令人满意的明确的解决，而且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的协议，给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民主同盟认为，这一协议是在险恶形势中发现的“一线曙光”，“是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发端”，同时也“是国家无限的幸福”，对此他们表示“十分欣慰”。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他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说，这次谈判已得到了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意见，增进了解，取得了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与帮助，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