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的一天，民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支部主委徐佩芬同志要我写一写盟支部的历史。我实在感到为难，尽管我应该知道民盟支部的历史，然而我又不能准确地写这个历史。支部仍健在的盟员中，盟龄最长的是陈锦石同志，其次就是我，所以我义不容辞，应该写点东西。

大约是1960年，经家父昔日在滇缅铁路的一位同事的孩子介绍，我认识了钱伟长先生和孔祥瑛老师。每年春节，我都会到清华大学照澜院16号去看望他们。钱伟长夫妇和我的恩师池际尚教授是老朋友，因而我们成了忘年之交，他们对我也多有关照。这就是我与民盟最早的缘分。1962年我考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生，一心只读“圣贤书”，不问所里的政事，只知道何作霖、张文佑、赵宗溥、谷德振、叶连俊、刘鸿允、朱福湘等老先生是民盟盟员，而且知道张文佑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员，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那时我是晚辈，不可能接触到所里的高级专家。除了导师何作霖和赵宗溥先生有业务上的接触外，我与老科学家们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

1975年，我被任命为中科院许昌铁矿队变质铁矿分队的分队长。所长张文佑是所里铁矿的总抓，叶连俊先生是许昌队的技术指导，赵宗溥先生是变质铁矿分队的指导。1975—1977年的三年中，我在三位科学家的指导下工作，聆听他们的教诲，成为张文佑麾下的一员偏将。1977年，中国科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王冰通知张文佑先生到中央统战部参加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张先生和王冰商量让我代替他去开座谈会，王冰请示上级后，同意我参加。我在中央统战部李贵副部长主持的座谈会上说，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希望政策稳定，不能忽而要研究理论，忽而又要直接联系生产，不能再折腾了。我的意见引起李贵同志的注意，又邀请我参加第二次座谈会。

张文佑先生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有一天他把我和从柏林叫到他的办公室说：“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被破格提拔，你们有什么感想？”“我们能有什么感想，也没有人问过我们！”张文佑说：“国家不能只有陈景润、杨乐、张广厚，别的行业也要有人才。叶大年、从柏林，你们把自己的工作成绩写下来，我去找郁文反应你们的情况。”

由于张文佑的促进，不久中国科学院首先在全国执行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1978年3月，我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提拔的六个典型之一，由研究实习员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在我的成长中，张文佑先生是我的恩师之一。

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钱伟长先生和张文佑先生谈到要介绍我加入民盟。后来具体是由钱伟长先生和刘鸿允先生介绍我入盟。

我刚加入民盟时，支部主委是刘鸿允先生，支部委员有王守信、陈锦石、钱竞杨，盟员有十几二十人。这个时期，民盟刚刚恢复活动，一改“文革”中沉闷的政治生态环境，大家思想都比较活跃，都关心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及科技政策问题。盟内学习活动频繁，所内一些党员同志说：“你们民盟的学习抓得真紧啊！”

1987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他们也为全民抗战作过贡献》，缅怀父辈在抗战期间参加机场、公路、铁路抢修的事迹。董申保先生的哥哥曾经参加过滇缅铁路抢修工作，我把文章给他看过。刘鸿允先生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参加远征军，在缅甸抗击日军。我把稿子给刘先生审阅，他对稿子做出了认真的修改。这篇稿子拉近了我与刘先生的距离。

刘先生在远征军中当翻译官，上尉军衔。他讲述随杜聿明的部队穿越野人山，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悲壮历程。他描绘了不见天日的深山密林，尸体上爬满蝇蛆，恶臭味让人窒息、作呕。我不只一次劝他宁可把业务工作停下来也要把这段历史回忆出来，我说，“刘先生，今天许多人都不知道远征军抗日的历史，更不知道穿越野人山的苦难历程，您作为翻译官，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去记叙自己切身经历，很有价值，不比您研究板溪群地层的意义小。既然您那个营的营长健在，而且还在北京，两人一起回忆，一部旷世之作就可完成”。可惜他没有听我的劝告。刘鸿允先生有这样一段光荣的历史，后人应铭记。

盟员赵宗溥先生是中国地质界的奇才，学识广博，在中医药和“红学”方面也有建树。他的记忆力特好，祁家豁子科学院大院的大人和孩子，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在地质科学方面，他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中国地质科学的许多关键问题都有他的真知灼见，包括华北地台上的前寒武纪的滹沱群和桑乾群的构造意义、中生代燕山运动的期与幕、中新生代中国东部火山岩及其大地构造意义，这些都是中国地质学的头等问题。他的观点早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他是一部活字典，我们所里许多同志得到他的指点后做出了优秀的成果，翟明国院士就是他的学生。赵先生是火山岩专家，他有一项科研成果也许鲜为人知，那就是沸石水泥。这项研究为国家解决了大问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他组织并实地参加中国沸石矿的勘查，发现浙江缙云的丝光沸石矿床，首次提出可以生产钢渣沸石水泥；他在世界上第一个指出月球玄武岩的晶体形态与铸石相似，是过冷却结晶的产物。我所几代科学家都曾从他身上获得教益。

地质所盟员常子文先生与我住在同一个单元有十年之久。一个单元三间房，我家住一大间，方仲景住另一大间，常子文住一小间。

常子文先生中学毕业后就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就在地质所工作，“文革”期间他的日籍夫人携子回日本，他一人生活。常子文在所里教过日语，做过许多翻译工作。邢台、海城地震特别是唐山大地震后，我所一度以地震工作为主。有一天常子文拿出一本日文小册子，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上田诚野的著作。他说，这种小册子在日本电车、火车上随看随扔，家庭主妇也看，这是日本很通俗的介绍板块构造的书，他准备将其译成中文，但正苦于不知书名中的英文“aspect”如何翻译最贴切。我说这个问题找赵宗溥先生讨论最合适不过了。经过他们两人的琢磨，小册子定名为《新地球观》，这个“观”译得真妙。我有幸成为译本的第一个读者，这本书由于有两位精通日文的专家翻译，一时成为当时地震、地球物理和地质学界的畅销书。

1976年夏天，天气很热，傍晚耐不住高温闷热，整个楼的住家都到六层顶板阳台上纳凉。地质所化学分析室的李德春是高干子女，父亲曾经是毛主席的警卫员，李德春的爱人郭天觉在七机部工作，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非常熟。郭天觉问我地质学中最有哲学味的是什么学说，我回答，过去是赖依尔的将今论古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今应该是板块学说了。我对郭天觉说，毛主席对自然哲学很有兴趣，和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毛主席见到刘鸿允写的《中国古地理图集》时说，“沧海桑田的论据嘛！”我感叹要是毛主席能看到常子文译的上田诚野的《新地球观》该多好，那里面充满辩证法。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听者有意。几天后郭天觉告诉我，李敏说可以找一本《新地球观》给毛主席看。我非常兴奋，将常子文先生送我的那本给了郭天觉。没过几个月，噩耗传出，毛主席去世，我想毛主席应该未能看到《新地球观》。

说到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民盟支部，不能不提从柏林，他曾是民盟中国科学院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他领导下的中科院民盟处于最活跃、最有生气的时期。我有幸是他的入盟介绍人。从柏林是我的同龄人，是著名岩石学家王家荫的得意门生，张文佑先生的助手。从柏林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当代地质学家之一，他首次向全世界论证攀西大裂谷，并组织了国际综合考察；他编写的《岩浆岩组合及其大地构造意义》是当时地质学研究必读的经典著作；他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岩石圈重点实验室；他领导的超高压变质作用团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日之间民间的地质学合作研究也是从柏林开创的。这些都难以全部囊括他的学术成就。他注重发展盟员，组织盟员开展多种多样的联谊活动，他曾经组织中科院的盟员在前地球物理所礼堂召开盟员大会，时任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关心盟员的业务进步和生活疾苦，在从柏林同志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新的盟员。

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民盟支部一共出过七位院士、“五代”人：最早的是何作霖，1926年大学毕业，1955年当选院士；张文佑，1931年大学毕业，1955年当选院士；叶连俊，1937年大学毕业，1980年当选院士；谷德振，1942年大学毕业，1980年当选院士；涂光炽，1944年大学毕业，1980年当选院士；叶大年，1962年大学毕业，1991年当选院士；丁仲礼，1982年大学毕业，2005年当选院士。在一个基层盟组织中有七位院士的并不多。

何作霖院士是我的导师，他手把手教我如何做实验，如何写论文，逐字逐句帮我修改英文论文。何作霖院士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床的发现者，是岩石组构学的奠基人，他创造多个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是中国地质界少有的特级教授之一。我和何作霖院士祖孙三代的友情有近50年之久。

张文佑院士对我有栽培之恩，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与叶连俊院士是1975年富铁会战时每天在一起爬山越岭才有接触的。他首先是教我如何待人接物。有一次我和勘探队同志聊天，我学河南农民唱歌走调，眉飞色舞，后来叶先生把我叫到一边，告诫我，公众场合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要奚落他人，这次谈话使我刻骨铭心。叶连俊先生谦逊的学风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在河南嵩山一次野外考察中，他把李荫槐同志叫过去，两人围绕一个小型地质构造讨论了好一阵，他告诉我李荫槐同志搞小构造有两下子，要向他请教，那时叶先生是二级教授，李荫槐只是一个助理研究员。1978年，我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在北京科学会堂公开答辩，所里派叶先生“护航”。答辩会场有中科院各个所的老专家一二百人，那个阵势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心里不免发慌，当时我看到台下头排坐着叶连俊先生，他那关切的目光给我无限的力量，心情很快平静下来。2000年我得了重病住院，正好郭文魁院士住在我隔壁，叶先生在女儿叶元今的陪同下去探望郭文魁，得知我在住院，叶先生还专程来看过我一次，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竟然去探望作为学生的晚辈，可见其对后生的关怀与爱护。我在所里曾任学术秘书，经常到叶先生办公室请示工作。有一天，我的小女儿没有人照看，我带着她到办公室，她跟着我到了叶先生的办公室，叶先生没有批评我，而是理解我的难处，还给了我女儿一个橘子，我女儿至今记得此事。

谷德振院士有些传奇的故事，我在地质所时就有耳闻：他是武汉长江大桥的总地质师，在大桥选址方案上签字时，紧张得手都发抖；有一次他在广州出差，乘吉普车过海珠桥，司机不小心开出路面，连人带车坠入珠江，事情真凑巧，有一艘空的敞篷大船开过桥洞，吉普车栽到船舱里，上下颠簸了几下，竟然有惊无险。谷德振先生令我佩服到五体投地的是另一件事。1974年，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赵景德博士来华访问，他是美国最著名的月亮岩石研究专家。1942年西南联大地质系毕业后，赵景德到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工作，与所长侯德封和同学谷德振共事。这次来华访问，赵景德指名要见侯德封和谷德振。有一天谷德振先生陪赵景德到我的X光实验室参观。赵景德问我，为什么X粉末相机的粉末柱不用毛细管，我告诉他我在大学时也用毛细管，来到研究所才学会用塞璐珞加丙酮制胶与粉末样品搓成柱体，效果比毛细管好。赵景德先生问我，丙酮用英语怎么说，我一时很尴尬，说不出来，谷先生随口回答“acetone”。这事我终身不忘。谷先生从事地质研究，有机化学一定只是在中学时学的，丙酮的英文名称如此熟悉，真叫人佩服！许多年后我写文章怀念谷先生时又提起这件事。我常常告诫我的研究生，要学习老科学家的刻苦精神，学知识要扎实。

1966年贵阳地化所成立后，我就很少和涂光炽先生共事和见面了。1976年我到所里读研究生，当时涂先生是副所长，主管研究生工作。我写了一篇几万字的读书报告《结构光性矿物学——矿物学的新方向》，申请作为研究生专业课考试试卷。此事要涂先生批准，他看了之后给我很大的鼓励，要我好好努力。十多年后，我因为结构光性矿物学研究获得中科院奖励时，评审又是涂先生。我很晚才知道涂先生是盟员。涂先生是地下党，1947年在美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他领一批留美科学家回到新中国参加建设。当时他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公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涂光炽先生公开的身份是民盟盟员。

丁仲礼是我和从柏林介绍入盟的。钱伟长先生和张文佑先生介绍我加入民盟，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体会到一个科学家倘若有一个活动的政治舞台，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和从柏林介绍丁仲礼加入民盟。他后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外交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那是他努力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则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我深知自身肩负的使命和责任。30多年的经历使我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意义，盟员师长及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使我受益匪浅，师生情和友情也书写了我“多彩人生”中厚重的一笔。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