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2日，敬爱的丁石孙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尽管2015年年初师母故去后，丁先生就住进了医院，健康状况一直不好，但在我心底总存有一丝希望，希望有一天丁先生能够再回到他深爱着的北大校园，回到深深爱戴他的北大师生中间。然而奇迹没有出现……而此时此刻我能够做的，也仅仅是把记忆中的若干片段写下来，借以表达对丁先生的怀念。

一

1978年我考进北京大学数学系，10月初来燕园报到，正式成为北大数学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我们到北大之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丁石孙先生的《解析几何》。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堂课的时间是在晚上，地点是二教103。那是北大当时最大的几个教室之一，能够容纳300多人。由于新生对校园不熟，等我找到地方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了，多亏有个同学很热情地把他占的一个位子给了我。坐下往前一看，才发现老师已经站在讲台旁了，高高的个子，腰板笔挺， 头发略显花白，风度很好，脖子上挂着一个无线话筒。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开始上课了，老师首先介绍自己的名字，课程的目的、要求等。这时我才知道他叫丁石孙。丁先生的嗓音洪亮，颇具感染力，讲课非常清楚，有条有理，板书也很认真仔细。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丁先生的情形。由于去得晚，坐在很后面，所以这次应该只算得上是遥望。

丁先生上课不仅教授知识，同时很重视讲解一些几何的思想。比如在开始讲仿射变换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部分其实是很难讲的，因为“涉及一些重要的东西，对于一年级的新生并不容易理解，如果觉得很容易，那就糟了”。丁先生的这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年后上研究生时，一次与张益唐聊天，他也说清楚地记得丁先生的这段话。当然，对丁先生这段话的理解是在我自己开始从事教学之后才逐渐加深的。

二

过了一段时间，系里请丁先生做报告，地点是数学系所在的一院二楼会议室。会议室不大，使得我们有了与丁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会上先生侃侃而谈，从自己的求学经历到心路历程，从数学系的情况到如何学好数学……不知不觉就谈到了当时很热门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那时社会上有许多人向往学数学，据说都是受了徐迟这篇报告文学的影响，立誓要当陈景润第二。尽管我报考数学系与徐迟无关，但是丁先生的话还是令我大吃一惊。他说数学界的不少人最不喜欢徐迟，因为他把陈景润写得不食人间烟火，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显得有些弱智。徐迟报告文学的影响巨大，使得社会上许多人误以为数学家都是这样的，而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接着丁先生就举了数学系马希文的例子，说马希文不仅非常聪明，而且兴趣广泛。他去美国访问，时间不长就已经在当地非常“popular”了，他会弹钢琴、会作曲，得知房东的女儿要过生日，就作了一首曲子，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这令房东太太大喜，当即免掉了马希文一个月的房租。这段轶事听得大家哈哈大笑，也才开始知道系里的这些老师们绝非整天埋头数学，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充满趣味的。

丁先生还谈起年轻时做研究，碰到一个问题，去请教江泽涵先生。论文完成后，丁先生要把江先生的名字也列为作者，江先生坚决不同意，说文章署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即使是人家帮助你证明了某个定理，最多也只可以在文章末尾表示一下感谢。这些年来，每每看到、听到因为文章署名而闹出的各种故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件往事。

大概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又听过丁先生的一次讲座。这次印象最深的是丁先生讲到中国的数学事业还很落后，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差距，在应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所以应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把数学的理论和工具用到方方面面。他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什么时候数学系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多数不搞数学了，中国的数学就上去了。

三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因为导师段学复先生当时的编制在数学研究所，我也就被分配到了数学所。几年后，数学系和数学所实行人事制度改革，系、所人员开始双向流动：每个教师在系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进研究所工作两年，在此期间减免部分教学工作，以便集中开展研究，或者出国进修访学等，然后再回到数学系。因为我毕业后并没有在系里工作的经历，于是就从数学所转到了数学系的几何代数教研室，与丁先生成了同事。

当时的丁先生已经是北京大学校长了，但我记得教研室的许多活动他都来参加。那时赵春来还在北京计算机学院任教，王诗宬在美国也还尚未学成，教研室里除了我以外，大多是与丁先生共事多年的老师。我记得有聂灵沼、王萼芳、石生明、尤承业、蓝以中、闫淑达、陈维桓、丘维声、刘连生等。丁先生完全是以普通老师的身份来参加教研室活动，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大家也全然没有把他当校长，而只是熟悉的同事“老丁”。

有时候自然也会谈到学校的工作和他遇到的难处。记得那时候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住房问题非常突出，自然有一些人想方设法找校长反映自己的困难，要求给予照顾。一次谈及此事，丁先生说：“要敢于承认自己没有权。我无权把房子批给你，因为我无法判断你是否比别人更困难，于是把房子给你，而不是给别人。但并不是说我不管房子的事。我会参与讨论制定学校分房的规则， 然后请房产部门根据规则去执行。这才是校长应该做的事。”还有一次他感叹说，学校里有个别人根本不称职，但他这个校长连扣别人一分钱工资的权力都没有，更别提其他的措施了。

四

丁石孙先生对学生一直很关心，也非常爱才。我们年级有个同学，数学天分极高，年龄比较小，丁先生一直对他爱护有加。不过这个同学的英语考试总过不了关，直到临毕业前他的英语仍然没有及格，照当时的规定就无法毕业。丁先生向学校教务部门陈情，希望充分考虑这个同学在数学方面的特殊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使得这个同学得以延长一年学习，专攻英语。一年之后，又是在丁先生的关心帮助下，他得以留校任教。

考进北大前我已经参加工作。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时，段学复先生有意要我留下，我自己当然也非常希望能够留在北大继续学习、工作。但是我原来的单位始终坚持要我回去，不肯放人。丁先生和数学系当时的领导邓东皋、黄槐成等老师都做了许多努力，亲自出面与我原来的单位沟通，做他们的工作，这才使我最终留在了北大。1994年我去西澳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那时国内刚刚开始有电子邮件，丁先生也有了一个自己的电子邮箱。我走之前他专门把邮箱地址给了我，嘱咐我到了那边就给他发邮件，这样就可以方便地联系了。到了珀斯之后，一拿到邮箱地址，我就马上给丁先生发了邮件，此后就经常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和研究的进展，他总会及时回复，给了我许多鼓励、指导和帮助。

五

丁石孙先生是一位数学家。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原因，他先后在同调代数、编码理论、代数数论等领域开展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和段学复、聂灵沼、王萼芳等一起参加国防应用数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 文革”结束后他把主要的学术精力聚焦于代数数论的教学和研究。他和聂灵沼先生一起开设课程、培养研究生，做了大量工作。由聂灵沼、丁石孙两位先生编写的《代数学引论》荣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赵春来、张绍伟、王福正等都是聂先生和丁先生的高足。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论是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还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先生依旧经常来到北大数学系当时所在的一院，参加每周一次的代数数论讨论班，我们也依旧经常能够见到熟悉的丁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丁石孙先生是最早在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密码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数学家之一。1982年出版的《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一书就是在他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扩充完善而成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丁先生和其他前辈的推动下，1990年成立了中国密码学会筹备组。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国密码学会（筹） 第一次大会上，丁先生被推选为理事长。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密码学会直到2007年才得以正式成立，但从1990年到2006年，每两 年一次的中国密码学会议从未间断，在中国密码学研究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丁先生的讲话艺术是非常高的，时而简洁明快、时而幽默风趣，更多的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记得21世纪初，我有幸与丁先生一起参加一个活动。结束后有记者采访丁先生，其中一个问题是：“您觉得当北大的校长和其他大学的校长有什么不一样？”丁先生丝毫没有犹豫，张口答道：“当北大校长就是你说的话可以谁都不听。”在场的人不少都笑了。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丁先生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呢？

最后讲一点“八卦”。北京师范大学的郝新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他与丁先生同庚，都是1927年生人，属兔。困难时期没有肉吃，丁先生和郝先生有时候会一起在北京城里转— 找吃的。有一回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馆子有肉卖，但一问说是兔肉。郝先生问丁先生：兔子肉吃不吃？丁先生说：兔子肉也吃！于是两位属兔的数学老师一起吃了一顿兔子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