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是在大兴安岭塔河县永安小镇开始写作的。那时,因为家里没有写字台,我在缝纫机上练笔,缝纫机正好面对窗口,窗外就是菜园,所以我写不下去的时候就看着花圃上的蝴蝶,看枝叶扶疏的稠李子树,无限美好。这种童年生活挺像萧红笔下的后花园。院门外的土路上,一会儿是人经过,一会儿是猪哼哼着走过,一会儿是狗汪汪着路过,一会儿又是鸡跑过,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我家前院是豆腐房,那时我经常从家里仓房舀一点豆子,起大早去换豆腐,有时也会顺手打一点豆浆回来。

小时候,挑水、劈柴、拉烧柴这些活儿,我都能干,我能连续挑几担水,直至把水缸挑满。腊月的时候家家要洗被子、洗衣服、洗澡。我在《清水洗尘》中写过那时的情景。腊月二十七八是放水的日子,烧上热水,家家洗澡,从老人开始,然后到父母,最后是小孩儿,每个人都要洗。夏天,我一放学就扛着一条麻袋,去采猪食菜。猪吃得满意时,小尾巴会晃来晃去,我就用一把破木梳给猪梳梳毛,梳的时候它特别幸福。所以,腊月宰猪的时候我很伤心,人家宰猪都高兴,我却哭,不舍得吃它的肉。但是过不上两天,我又抵不过猪肉的诱惑,跟家人一样吃起来,这就是生活吧。

我父亲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就为各家写春联。父亲一辈子给人家写了那么多的“福”字,可是他福气薄,走得早。我的生日是正月十五,父亲总是想办法做盏灯,因为我小名叫“迎灯”。我写过一篇散文《灯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外面零下三四十度,用一瓢热水浇上着霜的罐头瓶,瓶底儿就会掉下来,再做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再把一根钉子从底座钉上来,钉子成了立柱,把蜡烛插上去点燃,正月十五我就提着它走。

那时家家竖一个灯笼杆,年三十要挂红灯。一般人家砍的是樟子松做灯笼杆,它冬天不凋,明黄色的树干,绿色松针,非常漂亮,人们叫它“美人松”。父亲爱惜树,只砍弯弯曲曲的小树。他到大兴安岭以后得了严重的风湿病,40多岁的时候走路就有点一瘸一拐的,那时我就想,我家的灯笼杆太像父亲了,它不直溜,总在摇摆着,挂灯时就要很小心,用线把灯笼拉到顶端的过程中,经过它弯曲的地方要慢,否则用红纸糊的灯笼会被刮破。

父亲在文学上也影响了我。“文革”时他从学校被调到粮库,他和母亲晚上偷着聊《红楼梦》里的情节,我也在旁听,他们读的时候我也跟着读,虽然完全读不懂,但《红楼梦》成了我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后来,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去了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读书。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是最后一名被录取的。那时,我写了很多日记,记人、记风景。我经常投稿,从学校步行去城里经过火车道,有时就沿着这山间的车道一路走到邮局,把稿子寄出去。书店离邮局很近,那时家里并不富裕,我的生活费不多,为了省下钱来多买几本喜欢的文学书,有时就得克制自己,算计着吃。高粱米最便宜,于是我经常吃,把胃吃坏了,不止一次地呕吐。

在八个人一间的寝室,熄灯以后我还想继续看书,还想写几笔,就得点蜡烛,我的蚊帐都被烛火熏黑了。有时候又怕影响姐妹们的休息,我总是用手指去掐烛芯,将长了的烛芯掐短,烛火发出的光就弱了,而且燃烧的时间还长,也省了蜡烛。

我不断地投稿,基本是以小说为主。我写过一个短篇《友谊的花环》,投给《北方文学》,收到了编辑宋学孟的回信,他让我修改。可是我越改越失败,越改越不成器。宋学孟很有编辑经验,他来信告诉我不要再改了,说我已经把它改得越来越糟糕,我就明白这篇小说是废了。

1984年毕业的时候,我是宿舍的几个姐妹中最后一个走的。因为要搭乘第二天的火车回塔河,我就提前把行李捆好。那一夜我在木板铺上倚着行李和衣而睡,开着灯,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宿舍里到处都是被丢弃的东西,如一只丝袜、半截蜡烛等,我想起这几年的校园生活情景,那种美好都远去了,我们匆忙地结束了这样一段生活,我特别感慨。所以,那个夜晚我就开始写小说《那丢失的……》,很顺利,几乎没有修改,因为是在很自然的情态下追忆大学生活。后来,这个短篇小说在《北方文学》上发表了。

其实在《那丢失的……》之前,我就写了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没有考虑什么技巧、什么立意,因为爱文学,我就特别想在毕业前夕写一篇我生长的故土、我所熟知的一些人的事情。晚自习时我就开始写《北极村童话》,沉浸在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中,我想起家中的大黄狗,想起我怎么偷姥姥蒸好的干粮喂给它。这条狗叫“傻子”。我其实一顿吃不掉两个馒头,我总是吃完一个再拿第二个咬着,姥姥说,还能吃吗?我说能吃。我咬着馒头出去了,直奔后院,喂给傻子狗。

北极村那老房子其实还在,它有一个偏厦子,我们叫小仓房,那上面有个马蜂窝。我小时候比较顽皮,有一个蜂巢挂在那儿,马蜂进进出出,我就总想把这个蜂巢给捣了。姥姥警告我不要去,马蜂会蜇到我的。有一天我戴上蚊帽,武装到牙齿,拿着一根长竿,把马蜂窝给捅了,结果还是被倾巢而出的马蜂给蜇了。

我写《北极村童话》的时候写到姥爷、姥姥,还有村东头的那个苏联老奶奶,她是苏联“肃反”时代过来的。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所以村人很忌讳和她交往,但是我们两家的菜园相连,她经常在菜园吆喝我过去。她给我烤毛嗑(葵花籽)吃,教我跳舞。冬天她戴着古铜色的头巾,穿着到脚腕的长裙,抱着我跳舞,我就觉得这个老奶奶和我姥姥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将《北极村童话》投给了《北方文学》,但是终审没过,我的责任编辑认可这篇小说,便转给了上海的一家杂志,最后编辑回复我说文字比较散文化。

1985年,黑龙江作家协会在萧红的故乡呼兰举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也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也到呼兰给我们讲课和审稿,他基本是审黑龙江那些比较有名气的中青年作家的稿子。我那时比较青涩,很想让他看看我这篇《北极村童话》怎么样。他讲完课出发回北京之前在会议室休息,我就拿着小说的手稿,忐忑地敲了敲门。我说:“朱伟老师,您能帮我看看这像小说吗?”朱伟看了看我手中的稿子,因为是一部中篇,又是手写稿装订到一起的,装订时我还用锥子钻两个孔,拿一根线绳穿上,所以感觉挺厚。他很客气地说:“好吧,我一会儿要走,我翻一翻吧。”他很快看完了,就在出发前,他敲我的房门——我终生难忘,我也在很多文章里写到——他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寄给《人民文学》?”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

《那丢失的……》《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等一系列作品的发表和转载,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而我并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久。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我也50多岁了,我把自己的头发也写白了不少,容颜也开始逐渐衰老,现在也不完全用墨水来写作了,可是我依然感觉到有一支无形的笔,这里面还注满了墨水,而这墨水就是我心中涌动的对文学的热爱。这墨水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的山川河流注入给我的,甚至植物和树木的香气凝聚成的一种无形的墨水还充盈在那里,还等待着我书写,等待着我闻到它们别样的芳香。它们可能会觉得我没处在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一直说,没有完美的写作,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都有不完美之处。所以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发表一篇作品,每隔几年我都要回过头来重新读一遍,重读一遍等于审视自己,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批评家。

我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给《文艺报》的一个作家谈创作的专栏写了一篇《遥远的境界》的文章。我现在还是这么想,写作最美好的永远在遥远的境界。俄罗斯有位作家写过一篇散文叫《火光》,就是在一条河上行舟,前行时看到一团火光,大家觉得转过弯就到了这个火光点,可是航行一段再看,火光好像还是那么远,难以企及。这个时候的火光有点星空的气象了。实际上真正的艺术,有的时候真是一种天堂的微光,遥不可及。写作可能也是这样。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