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后,讨论长三角历史文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关系的论坛及文章络绎不绝。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长三角文化亦可简称为江南文化。本文意在探讨江南的区域定位及历史意蕴,解读水文化的内涵、码头文化的意象,剖析江南文化的内在特征,窥探江南文化对塑造江南才子型君子人格的历史影响及当代价值。

江南的区域定位和历史意蕴

江南作为一个区域概念,究竟包括哪些地区,从古至今,并无定论,但约定俗成,似有大体范围。

所谓江南,顾名思义,是以长江为分界线,在与江北的对举和比照中得名的。但历史上属于江南的城市界定并非如此严格,如扬州虽位于长江北岸,但自古就被看作江南重镇。成书于战国及两汉时期的《尔雅·释地》云:“江南曰扬州。”谢灵运诗《道路忆山中》曰:“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吕延济注:“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此处的“楚”当然指荆楚之地,而“越”则以扬州为核心区域。

江南在历史上又称“江左”。杜甫《偶题》“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此处江左指东晋和南朝。李白《五松山送殷淑》:“秀色发江左,风流奈若何。”王琦辑注云:“江左,江南也。”白居易词《忆江南》三首,直接描述杭州、钱塘潮、吴宫等名胜古迹,江南指江浙一带无疑。孔尚任《桃花扇·修札》中的“从来名士夸江左,挥麈今登拜将台”,则是直接以江左指称江南的名句。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欲围绕南京建造世界最大都城,设南直隶,把今天整个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的全部地区都划入南直隶的版图。清兵入关后,清朝统治者眼见“南直隶”“南京”这些名号,无疑感到特别刺眼,仿佛前朝的阴魂不散,于是顺治初年将“南直隶”更名为“江南省”“南京”改称“江宁”。康熙六年(1667)又把江南省一分为二,划为现在的江苏省和安徽省。当时上海县含青浦、奉贤、金山、南汇、川沙等地,归江苏的松江府管辖。此后的行政区划,除上海开埠后单独设市外,基本没有大的变动。

上述可知,“江南”在不同时期指代虽有参差,但也有大体范围,即主要指长江中下游一带,包括今天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等地区,与今天《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所划定的“三省一市”区域大体重合。而同处长江以南的其他地区,如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及湖北的部分地区等,除唐朝贞观年间曾设“江南道”将江西及两湖(湖南、湖北)等地区划入管辖范围外,宋代以后数百年很少被归入江南版图,因而当今在全国大的区域划分层面上,也不将其纳入江南(长三角)范畴。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蕴含一定的政治意味,这主要源于两次时段较长的南北政权分治。一次是西晋覆灭,皇室与贵族南渡,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东晋灭亡后,宋、齐、梁、陈等几个朝廷陆续统治半壁江山,江南政权维系达270余年之久。另一次是北宋沦亡,宋朝皇族从汴梁(今开封)南迁,最终在临安(今杭州)落脚,建立南宋政权,前后也存在130余年。晋、宋本为国土基本完整的中原王朝,但后半段事实上却豆剖瓜分,只统辖长江或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如此两段山河破碎的历史,使江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南方政权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一方面给江南概念注入沉郁悲愤、忠义报国的家国情怀和激昂格调;另一方面其中也蕴含着苟且偷安、沉湎声色的萎靡及“偏安江左”的怯懦。

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对区域文化及民情风尚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我们谈论地域文化,时常沿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名称,诸如鲁文化、齐文化、晋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等。当然,为了与当代的表达习惯相适应,人们谈论地域文化更多直接以区域名称相区分,如塞北文化、中原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江南文化概念,既是今天书面和口头频繁使用的鲜活词语,又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水文化和码头文化的特征及寓意

江南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农业发达,人口稠密,而且城市林立,经济繁荣。这一方水土繁盛的重要原因,离不开水资源丰盈的“江山之助”。江南或曰长三角区域,不仅面朝东海,拥有广阔的海岸线,而且域内江河纵横,湖泊星散,是中国河网密度最高的地区。除长江、淮河、钱塘江、京杭大运河等浩荡奔流的大江大河外,上海的黄浦江、吴淞江,江苏的秦淮河、新沭河、苏北灌溉总渠,浙江的瓯江、灵江、曹娥江、浙东运河,安徽的青弋江、新安江、水阳江、秋浦河等众多水系交叉密布,四通八达;江苏的太湖、洪泽湖、金牛湖、高邮湖,浙江的西湖、东湖、南湖、千岛湖,安徽的巢湖、太平湖、花亭湖、升金湖、天井湖等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不胜枚举。江南地区年均降雨量在1200毫米左右,比起北京、天津等地年均降雨量不足600毫米,福建、广东等省年均降雨量超过1700毫米,堪称雨水充沛且又较少泛滥的风水宝地。

水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不仅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而且饱蕴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道家学术的核心观点是“无为而治”,是深刻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思想。老子发现水是自然界最能体现“无为而治”特性的物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里所谓“不争”,并非虚弱、沉沦或颓废的表现,而是“善利万物”不与之争功,是大智慧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抓住水可以“随物赋形”“润物无声”“以柔克刚”“水滴石穿”等特性,阐发“水”与“道”的关系,即体现万物运行之理的道,其物化形态就是水;而作为生命本原的水,其文化精义即是道。简言之,水是道的物理原型,道是水的哲学升华。

如果说《老子》有关“上善若水”的论述是对水之人文内涵的总体性、概括性揭示,那么《论语》里关于水的议论则从某些重要方面透视了水的文化特征。孔子面对川流不息的河水,曾发出深深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他感慨光阴荏苒,韶华易逝,仿佛河水日夜奔流不停,意在提醒和勉励人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还说:“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何以乐水?《韩诗外传》说:水顺地势流动,即便是很小缝隙都不遗漏,就像智者洞察事物严密细致一样;水始终流向低处,仿佛有礼貌者对人谦卑恭敬一般;水临渊不惧而飞流直下,如勇敢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水遇阻拦而流动缓慢,水质澄清,就像人经历坎坷才懂得自己命运;水流历经艰险从不半途而废,终于百川归海,与德行高尚者认定目标决不轻言放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样。由于有了水,天地得以形成、万物得以生长、国家得以安宁、物质得以洁净,所以有智慧者皆喜欢水的特性。

不论是江河湖海,还是支流塘汊,有水的地方往往就有码头。作为人类利用水的伴生物,码头种类多种多样,大小形态千差万别。海岸线、大江大河边多半为大码头或曰港口,既是水陆交通的集结点和转运站,又是人流、物流的集散地和枢纽,是市场交易的场所和城市汇聚的区域。支流水道及河塘港汊边一般为小码头或曰渡口,既是水陆运输衔接和停泊的平台,往往又是村庄和集市聚合的宝地,在许多河汊如网、湖泽如星的水乡,溪流从每个村口甚至每家每户门前经过,是村民淘米洗衣乃至嬉戏玩耍的场所。

码头功能主要是集散与流通,不仅具有明显的商业色彩,而且常常是时尚流行的先行区,自然形成富有特色的码头文化。这种码头文化的核心理念主要是开放思想、吸纳意识、合作共赢观念、逐利重义的心态等。其表现形态则常常是雅与俗的共存交融、新与旧的调和平衡、激进与保守的冲突包容、即时性与超时性的辩证统一等。上海北外滩永不落幕的露天博物馆“上海码头文化博物馆”、浙江宁波规模宏大的“国字号”专题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安徽芜湖的“老海关遗址”及博物馆中的“芜湖开埠历史展”等,都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事例诠释了码头文化的丰富内涵。上海市提炼的16字城市精神“海纳百川,锐意进取,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可说较为充分地揭示与反映了码头文化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

江南文化孕育才子型君子人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水和码头为重要地理特征的江南文化,也在长期发展中化育和培养出富有地域特色的人格模式,即江南才子型君子人格。当然,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格形态也绝非单调划一,而是各色人等,多样杂陈。但多种人格形态并不排斥会有一种体现地域文化心理结构的主导人格脱颖而出。正如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中国人广泛认同和推崇的人格模式一样,才子型君子也是江南文化在历次整合中以“最大公约数”出类拔萃的人格范式。

如果说,君子是数千年中华儿女共同尊崇的正面人格形象,那么,受江南这方水土和风俗的沾溉,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人格形象又显现出哪些独特之处呢?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曾有“北人气概”与“南人情怀”的对比,“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与此观点相联系,宋词早有豪放、婉约之区分:说苏轼的词洋溢豪放之气,“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放声高唱‘大江东去’”;而柳永的词充盈婉约之声,“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如果说,北方文化更多凸显“骏马秋风蓟北”的气象,以雄放阳刚之美见长;那么,江南文化则更多呈现“杏花春雨江南”的情调,以温婉阴柔之美取胜。撇开这些一般性的泛泛之论,若再追问江南才子型君子人格的特征,似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聪明智慧。君子的人格特征当然包括诸多内容,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等。才子型君子在不同程度上具备这些品质时,“智”往往是比较突出的方面。“江南才子”一词,从明清到当今一直相当流行,这本身就是江南文人聪慧明达的一种符号化表现。能够符号化,说明拥有大量反复出现的现象可以印证和支撑,也表明存在某些共同性的特征可以摄取和归纳。江南才子的具体形象,不仅在历代戏曲小说塑造的众多才子佳人角色上、在无数诗文名篇表现的江南文人志趣里、在书画艺苑流传的名人佳话中群星闪耀、目不暇接,更在明清两朝科举考试蟾宫折桂的数量上大放异彩,让人惊诧。有关记载显示,从顺治丙戌(1646)至光绪甲辰(1904)近260年间,共取头名状元114人,其中江苏省49人,浙江省20人,安徽省9人;三省头名状元数相加为78人,占总数近70%。在苏、浙、皖三省,不仅状元县、状元村举不胜举,“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宰相”“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等科举奇观也屡见不鲜。为什么能够如此?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崇文重教。这是江南才子型君子层出不穷、蔚为大观的奥秘所在,也是江南文化五彩缤纷、厚重灿烂的根脉所系。

其二,刚柔相济。提起江南,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春花秋月,诗情画意;说到江南才子型君子,也不免给人文质彬彬、内敛儒雅的印象。其实,江南的湿润气候和灵山秀水,在赋予这方家园温柔富贵和智慧才情的同时,并没有消磨人们的意志、弱化人们的风骨。翻开历史,每当国家和民族发展需要持守大节、担当责任的严峻时刻,江南历来不乏刚直坚毅之士,他们或视死如归勇赴沙场、或临危不惧坚守道义,谱写出一曲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浩然正气之歌。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到东林党、复社等一系列长达数十年坚韧顽强的反清复明斗争,我们在聪慧灵秀、高雅淡泊之外,看到的是为道义呐喊、为信念拼搏的英勇身影,以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大无畏精神。

江南本是中国之江南,它在中原数次大规模移民与迁徙中逐步走向繁荣,也受到发端于中原的中华文化传统沦肌浃髓的深刻影响。江南文化中跳荡和涌动的,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血脉。江南的水暖风和、温文尔雅,与中原的干裂秋风、豪情侠义,绝非互相排斥对抗,而是相容互补的关系,因而江南文化具有刚柔相济、能柔能刚的品格。这是我们讨论江南文化不应忽略的关节点。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