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朱湘以新诗创作蜚声中国现代文坛，有“中国的济慈”之美誉。他竭力主张突破旧诗规范，为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开辟新的道路。同时，朱湘也并非一味排斥旧体诗歌，而是积极倡导阅读古诗，从中汲取新诗的形式技巧，更重要的是发掘其中特有的中华文化内涵，为文化的传承、民族的振兴奠定基础。

从古诗中发掘中华文化瑰宝

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文化的表征。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众多优秀的古代诗篇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华文化，对此，生性敏感的诗人朱湘时不时满怀惊喜与骄傲地予以阐发。

试以民歌为例。朱湘为人狷介、狂傲，比如他批评胡适《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这是我试加在《尝试集》上的八个字。”又如他评价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徐君没有汪静之的灵感，没有郭沫若的奔放，没有闻一多的幽玄，没有刘梦苇的清秀，徐君只有——借用徐君朋友批评徐君的话——浮浅。”诚然，这一近乎全盘否定的论调有个人恩怨的影响，但考虑到胡适、徐志摩等人在当时中国文坛毕竟享有非同寻常的威望，朱湘的心高气傲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身边声名显赫的大家诗作，朱湘尚且如此鄙夷不屑，对于不事雕琢、来自田间地头抑或穷街陋巷的民歌，他又该如何嫌弃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才华横溢的朱湘不会仅凭意气论诗，而是独具慧眼，将诗歌自身优秀与否作为取舍的最高标准，为此，他精心挑选名不见经传的优秀外国诗篇进行翻译，其中就包括《路曼尼亚民歌一斑》。在朱湘看来，“民歌是民族的心声……我们从一个民族的民歌也可以推见这民族的生活环境、风俗和思路”。《路曼尼亚民歌一斑》与《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十分相似，“系直接从民间采集而来，里面充满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场景及其喜怒哀乐，既质朴自然又生动传神”。正是这样，朱湘对《诗经》中的民歌极为推崇，积极从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比如《国风·郑风·山有扶苏》一诗：“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这首诗以女子的口吻戏谑情郎莽撞而自作聪明，可谓似恼实喜、似怪实爱；不难想象，男子听了伶牙俐齿的心上人这番情意绵绵的抢白又该是怎样的忍俊不禁、心荡神移。在朱湘看来，这首诗属于典型的“幽会时喜极而谑之词”，因为充满真情实感而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乃至“四千年后的读者看见它们的时候，诗中的情形还是恍如目睹（虽然不必身历）”。诗中女子率真爽利的言语不仅充满生活的情趣，还提供了一个有关“善于辞令”的生动个案。朱湘指出，“辞令”对于使臣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随之而来，孔子当初提倡使臣要多读《诗经》便不难理解了。

再以王维的五言绝句为例。朱湘直言“王氏的五绝独擅古今”，对比外国文学，朱湘盛赞道：“唯有王维的那种既有情又有景，外面干枯，而内部丰腴的五言绝句是别国的文学中再也找不出来的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意笔之画与印度哲学化孕出的骄子，它们是中国一个富于想象的老人的肖像，它们是中国文化所有而他国文化所无的特产！”

助力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发展

对于旧诗的欣赏并非意味着朱湘泥古不化。作为一位学通中西且生长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现代学者，朱湘主张放眼世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基于同样道理，他特别重视古代诗歌的现代价值，对于那些体现民族大义、振奋民族精神的诗篇尤为推崇。若单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先驱者之一，朱湘竭力主张从旧诗形式抑或技巧当中去开发可以为新诗所利用的宝贵资源。

朱湘生于乱世，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异国他乡，都曾饱尝身为弱国子民的屈辱。对此，朱湘痛心疾首，他不顾自己身单力孤，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奋起反抗，誓言：“我是极端主张爱国之人，我生也是中国人，死也是中国人。”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出于当时振兴中华的现实需要，朱湘尤为关注那些体现忧国忧民、鞠躬尽瘁、舍生取义等民族品格的入世之作。就此而言，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可谓典范：“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朱湘推崇文天祥《过零丁洋》《正气歌》这类诗篇，正是希望当时饱受列强欺凌的华夏子民能够从中汲取振兴中华的勇气和力量。为此，有论者评价朱湘：“‘文学救国’与‘诗艺救国’是诗人心底深处潮涌不息的暗河。”

作为中国现代诗坛新格律派的一员主将，朱湘主张为新兴的中国现代诗歌树立格律规范，表面看来这似乎意味着复古，但其实不然，因为在朱湘看来，新诗要创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格律，而不是照搬旧诗格律。那么，新格律从哪里来？朱湘明确指出，其中一条重要途径便是“温故而知新”，即从旧诗中发掘有益于新诗创作的格律特色，用朱湘的话说：“我虽然作的是新诗，作诗时所用的却依然是那有千年以至数千年之背景的中文文字，古代音律学的影响（用古韵除外），我相信，新诗是逃避不了并且也不可逃避的。”朱湘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积极吸纳古代诗歌的优秀成果，助力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发展。

呼吁中国的“文艺复兴”

如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则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为此，我们要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数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正可谓其根基之所在。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诗经典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一条别具特色和魅力的路径。对此，身为诗人的朱湘感同身受。

朱湘曾经热情呼吁中国的“文艺复兴”——他称之为“文化大观”，其实质便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之下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为此，他一方面主张积极向外邦异族“取经”，另一方面便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发可供现代人利用的宝藏，他满怀深情地大声疾呼：“你们所下的每一锄，它要像矿工的每一锄那样，使得你们的祖国更进一步的要发现出她的丰富的宝藏，金、银、玉、宝石、煤、铁！”朱湘的预言在当时虽然无异于异想天开，但他强烈的民族自信、文化认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更是得到了有力的回应。

作为一代启蒙学者，朱湘在自己所擅长的诗歌领域辛勤耕耘，他虽为新诗先驱，却充分关注古诗经典，积极开发其中的传统文化精髓，为新诗的发展探寻出路，为当时饱受摧残的同胞振臂疾呼，也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吹响了一支嘹亮的序曲。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