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开千年，悠悠话古今。500多年以前的北京通州通运桥下大运河畔，每逢冰消雪融、春暖花开，便出现“万舟骈集、首尾相接”的壮观景象。一艘艘货船在这里停泊靠岸，声浪拍天的号子声中，稻米、湖石、木料、茶叶、瓷器、丝绸、食盐、干鲜果品等地方物产，经过了千里迢迢的水上旅途弃舟登岸，换乘一排排沉重的独轮小车，吱吱呀呀地碾压过石板桥面，流向北京城皇宫大内、市井街巷。那坚硬如铁的通运桥石面上，由浅到深时刻变化着的一道道车辙印痕，成为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码头货物往来的历史账本，见证了北京城从北方土城到宫殿巍峨、园林麇集、物汇南北、食集天下、市井繁华、兼具南北特色的京师之地的沧桑变迁。

在华夏星罗棋布的地域版图中，因水而名的城市不计其数，其中不少与大运河肌肤相亲。今天北京的通州，古称潞州，就是由大运河——潞河孕育而生。潞河又称潞水，是一条古代河流名称，现指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京杭大运河最北一段，又称白河、北运河。此河北通北京，南接天津，经京杭大运河可达杭州，经由海河可通渤海，曾是北京地区命脉通道。古代运往京师的货物皆由这条生命通道运至通州，然后转运到北京城里。

中国大运河为世界之最之尊，历经数千年，形成了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大运河构成的生命肌体。潞水作为京师命脉的运河肢体，脱胎于隋唐大运河时期。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北两翼舒展，北至涿郡（今北京），南及余杭（今杭州），以一个巨大的“人”字形，将辽阔中原与东部浩瀚沿海纳入怀中，襟联辐射着大半个中国，成为古代中国沟通南北经济、荟聚东西货物、促进民族融合、繁荣华夏文明的重要渠道。虽然当初隋炀帝北凿运河的初衷出于战争，但谁也无法否认这条南北水道衍生出的经济功能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贡献。商品社会中，物资作为社会生活须臾不能分离的基础支撑，注定了大运河与生俱来的物资流通调节作用日益凸显，对于沿岸尤其是终端北京城的发育意义重大。

宋金时期，北京潞州一代归属金国。金国为在燕京建都城，开辟潞水漕运，并“取漕运通济之义”，将潞州改为“通州”。公元1153年，金定都燕京，是为“中都”，开创了北京的建都史。元代一统天下后，举全国之力将大运河南北截弯取直，兴舟楫之利，通航运之便，形成了现代视觉的京杭大运河。元代以后直到明清，随着鼓角远去，烽烟飘逝，漕运变为民运，运河的经济民生功能成为主导，通州由最初的军粮转运码头逐渐化身为综合性的水陆重镇。北京城也随着大运河川流不息的民舟商船往来，迎来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的历史性嬗变。大运河与潞河的历史性握手，破除了地域性水系纳入国家整体运输动脉的瓶颈堵点，实现了北京的血脉畅通，使地方特产源源不断流入北京，为其确定了成为王朝都城的城市主基调，北京走上了恢弘大气和开放包容的历史轨道。

航运货物、通济民生是京杭大运河的天命职责。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这条勾连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四省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铁背苍龙，就开始了长达500多年向北京驼运物产的漂流岁月。在大到宫廷木石物料，小到日用针头线脑的浩瀚物资运输之中，漕粮运输最为普遍，“漕，以水转粮也。”每年经大运河运输漕粮多达数百万石，最高时达千万石。元代以军事立国，京杭大运河是名副其实的运粮专线。到了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变化，漕粮运输功能被其经济功能所替代，通济物资、沟通有无的商贸功能成为主流。大运河的漕运拓展延伸出来的商品流通成为大运河更靓丽的景色，大运河由此成为中国历代经济文化和沿岸城市发育的主动脉。

就北京而言，民间自古就有“大运河漂来的城市”之说。除了粮食、盐、铁等国家专营物资之外，北京城的城市建筑、服饰布料、副食商品、日用百货等，莫不记载着大运河的赫赫功绩。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苏州铺地金砖，云、贵、川、浙、皖等地的楠木梁柱等宫殿建材臻品，沿着大运河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其他诸如石材灰土、砖瓦木料、假山奇石、陶瓷器皿、珍玩花卉无一不映衬着大运河的桨声帆影，就连宫殿上流光溢彩的琉璃瓦，烧制的黏土都是由安徽芜湖、当涂等地乡村采集，经大运河运载而来。

为了存放大规模营建北京城所需的建筑材料，明永乐时期在通惠河与大运河交汇处修建了皇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由此这里逐渐成为看守、转运等人员聚集地。随着北京城越来越庞大，皇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就是今天通州区张家湾镇的皇木厂古村。皇木厂不仅用来储存木料，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存储在皇木厂一带。今天，皇木厂村村口的几块南方竹叶纹石灰岩巨石与许多历经600多年沧桑的槐树，见证了这里繁华的过往。

运河润而繁华生。运河的繁忙，促进了北京商品贸易的繁盛，提升了城市品位、丰富了商业层次，形成了多层次的市井商业文化结构。北京城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城市，对于外来商品具有强大虹吸效应，引领着这条黄金大通道的商品贸易不断迭代升级，先后出现了茶叶、丝绸、瓷器等规模运营业态。当年大量的龙泉窑、景德镇瓷器等陶瓷产品在此转运北上，苏州丝绸、杭州茶叶等名贵特产也一度成为京杭大运河航运的专宠。这些商品贸易促进了北京商业体系发展，使之一跃成为全国商业中心。四方商旅络绎不绝，五湖货品辐辏云集，各种专门商业市场不断涌现，北京城的都城气象日渐厚重。时人称“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西城牛羊柴碳，北城衣冠盗贼”，近代工商业文明在北京得到了恣意展现。

大运河商贸的繁荣，得益于国家漕运制度的改善。地下商贸虽然隐秘却“无风树不响”，只有官方的默许才能使之得以存活并养成气候。况且这种民间私自运输一旦具备了普遍性质，变法也就势在必行。正因如此，大运河漕运中的民间运输行为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未曾杜绝过。最初的漕运以军粮运输为主，禁止夹带私货，但是商业利益的诱惑使漕运私货一日不曾根绝，到后来，官方允许“十带一分”私货逐渐改为“十带二分”，这实际上是对民意和市场的顺应。经过改革，官方以税收调节制度允许运河船只交易商品货物，仅中草药一项就规定了300多种税制。价格高的收税多，价格低的收税低，这就起到了压制投机、平抑物价的作用，维护了京城商业市场的稳定。正是由于这种顺应市场的政策取向，京杭大运河惊艳马可•波罗等外国旅人的东方航运经济神迹才得以实现。这种运输制度化效益体现了当时国家对于大运河综合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这对于当今保护和利用大运河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大运河经济民生功能的缓释舒放，得益于漕运制度与时俱进，也得益于历代大运河国家工程的实施。其中，张家湾码头建设居功至伟。张家湾码头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修建北京城的建筑材料几乎都从这里上岸转运。元明时代的张家湾一带河面水深开阔，两岸土质坚硬，为天然河运良港。元朝定都大都后，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最重要的漕运码头。之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南来船只经张家湾码头可直达北京城内积水潭码头。明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此后数百年间，京杭大运河更加繁忙，张家湾码头盛极一时，喧闹繁华的商业码头与军事后勤基地两项功能集于一身。明嘉靖时期，张家湾城池也在明皇帝捐银32000两的带动下，三个月便修建落成。

张家湾城的护城河俗称萧太后河，原为辽代萧太后摄政时期的运粮水道。地处交通要冲的南门木桥名为萧太后桥，明万历朝官员张烨资助倡建为石桥。桥体全部用长条花岗岩砌成，两侧18根望柱顶端雕刻着精美的小石狮，柱间嵌有荷叶浮雕石栏杆。万历皇帝赐名为通运桥。通运桥挺立风雨数百年，可惜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张家湾，古城被毁，只剩残垣断壁。20世纪90年代，张家湾城南门经过修复，依稀再现当年风采。

今日的京杭大运河的主体功能正在发生着“南运北游”历史性嬗变。山东济宁至杭州一线，航运能力空前提升。江苏大运河的运量相当于13条京沪高速、24条京沪高铁。济宁梁山港蹲踞大运河同行最北段，北接京津冀鲁，南达长三角经济带，西联晋陕蒙产煤区，东至日照港，以通江达海之势构建起现代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成为我国吞吐量最大的内河航运港口。济宁迤北运河，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正在发生多元化功能转化。张家湾一带，京杭大运河的航运功能虽然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但是通运河现代旅游休闲功能的彰显，使得大运河通州段、天津武清段、河北香河段实现旅游通航，京津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协同会商机制应运而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北运河段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当下的张家湾村周边搬迁施工现场一派车水马龙、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古城南门修复如旧，高大的仿古石碑矗立通运河畔，通运桥头镜头闪动，不时有游人拍照打卡。静静的河面如延伸的广角镜头，扫视着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性巨变。“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明代诗人曹代萧笔下张家湾的繁华景象正在隐隐浮现。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北端正在新时代的春风中焕发崭新的姿容。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