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生活的断片》中，穆木天回顾1920年代初留学京都时的光景：

夜饭已毕，或步东山下之小径，由银阁寺到若王寺，或由丸太町巡狩一下丸善书店，或徘徊于方城绿树之故宫，或逍遥于大原的田野之中，或在狮子谷俯瞰落日，登吉田山而望真如堂。当时，嗜谈沙陀普里昂，圣彼得的作品，而特别更嗜A. France，《红百合》等，真给我一时的陶醉呀。在这种田园中，在那种沉醉的空气中，病态地，孤独地，生活了两年半。

《学校生活的断片》作于1931年。此时已左转的穆木天，以批判目光回顾自己在日本攻读法国文学、醉心抒情的岁月。京都的田园风光与法国浪漫主义作品内外交融，完美契合。

习惯谈论“浪漫法国”的我们，甚少想到“浪漫日本”。在西学东渐、文学革命的时代，日本的山川原野、古寺幽林，以无声却生动的方式沁入五四文学青年心脾，滋养作为集体文学情绪的中国浪漫主义。

“浪漫日本”与“浪漫法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产生交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均曾受教于日本。鲁迅、郁达夫撰写檄文捍卫卢梭，周作人则借波德莱尔批判国民性。从卢梭到波德莱尔，留日中国学人形塑了1920年代围绕浪漫主义展开的中法文学对话。

这一对话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意义。后来的留欧与留美知识分子,在译介法国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学时，反复强调追寻自由、倾听内心、珍视个性，延续“五四”开辟的路径。只是随着知识史变迁，中法文学交流版图逐步扩大，牵涉面向日益复杂。英国、法国、苏联、美国的文学、文化、学术传统相继介入，影响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众声喧哗中有针锋相对，亦有交相呼应。可以说，中法文学文化关系历来就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世界文化多边关系网中的一环。中法文化对话最深刻之处，往往彰显文化价值之普世性。这在文化特殊性被不断强调的当下，无疑是一种提醒：文化之用在于抚慰心灵，而人心诉求终究大同小异。

视文化为心灵问题，让早已固化为成见的“浪漫法国”在中法文化交流中产生新的意义。浪漫精神蕴含对情感、想象、梦幻等一切心灵活动的珍视，表达个体挣脱日常桎梏、将生命艺术化的诉求。既然“浪漫法国”深得人心，而文化传播之根本目的在于影响心灵，“浪漫中国”为何不可以成为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的核心理念？17—18世纪“中国风”时期，代表心灵舒展的中式亭台楼阁、山水花鸟以毫不违和的方式融入法国艺术品，可谓“浪漫中国”与法国成功结合的例证。搜集相关图案，考证其在中国艺术史中的位置，进而分析何种中国心灵打动何种法国心灵，对于构建“浪漫中国”不无助益。

只是，何为当代意义上的“浪漫中国”？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回答。现代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游移复杂的概念。“五四”以来，法国文化参与中国文化构建。民国多场法国文学论争，讨论的即是用何种法国文学构建何种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中国现代史告诉我们，中法文化交流也许不是隔水相望的两种文化与一群摆渡人的故事那么简单，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错综复杂的过程。“五四”时期，法国文化被融入中国国族叙事。如今，尽管民族救亡图存背景不再，但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呼声却迫切如故。

构筑“浪漫中国”是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理想。在注重内心生活方面，“浪漫法国”为“浪漫中国”提供启示。但在感受性层面，二者十分不同。中国大众想象中的“浪漫法国”，裹挟的不仅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构建的共和国价值，更有工业化以来蓄积的现代性气势。张德彝笔下第二帝国末期的“法京巴黎斯”，“路灯灿烂，星月无光”，“朝朝佳节，夜夜元宵”。同一时期巴黎剧院舞台上“花雨缤纷，香雾充沛”，“玉色灯光两相激射”，令王韬感叹巴黎女演员“几疑步虚仙子离瑶宫贝阙而来人间也”。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历史巨轮开启，彻底颠覆国人对于法国作为远西番邦的想象。“浪漫法国”在物质文明光环的加持下逐步深入人心。

不过，真正打动五四知识分子内心的浪漫精神，似乎在城市之外、自然之中。郁达夫笔下的伊人，漫步在东京湾东南一座据说既像南欧海岸、又有英国田园风情的半岛上。仰望苍空，“觉得一种悲凉孤冷的情怀，充满了他的胸里，他读过的卢骚著的《孤独者之散步》里边的情味，同潮也似的涌到他的脑里来”。与“浪漫法国”声气相通的，还有世外桃源的中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梁宗岱看来，几句陶诗足以概括法国象征主义精髓。

对于梁宗岱而言，寄情山水是文化态度，也是社会立场。穆木天则更清楚地揭示自然与城市作为文学选择所蕴涵的不同社会意义。1920—1930年代，穆木天从象征主义诗人转变为左翼文学家。随之改变的是其对田园的态度。他写道：“我起了都市爱好与田园爱好的斗争。结果都市胜利了。‘旅心’也没了。”《旅心》（1927）中的日本,是“伊东河边”“不忍池畔”的“薄雾”、“朦胧月色”和“雨丝”；《奉天驿中》（1931）的日本，则是奉天畸形都会景观背后的魔爪，带来“工厂的云烟”“黄色的灯光”“汽车的声响”。在穆木天看来，留恋田园意味着耽于发扬心绪，书写都市则体现社会关怀。他描绘上海弄堂市井生活，歌颂征服自然、建设社会主义都市的豪情壮志。在《法国文学史》（1935）中，穆木天特别提到浪漫主义诗人维尼曾作《巴黎》，“歌颂出来一切在燃烧在冒烟，在震动的近代都市巴黎”。

然而，有一类城市被排除在合法性之外。不是灯红酒绿的上海，而是“沙漠一般的故都北平”。在穆木天看来，故宫颓垣滋养“孤立的”“寄生生活”，培育“闲逸的没落心情”。被与北平同归一类的，还有作家视为故乡的吉林城。穆木天写道：“有时，关灯独坐，望着街道上的灯光照在白雪上，颜色惨白的，四外，死一般地，寂静着，感到是会有‘死’要降到这座古城上边似的。在被雪所包围着的沉默中，无为地，生活着，心中是极度地空虚的。”告别古城、田园和浪漫，拥抱社会、现实与进步，是来自1930年代穆木天的声音。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历史的车轮朝着穆木天期待的方向驶去。任何革命似乎都未曾真正割裂中国人与田园的联结。卡车飞驰的路边，卷宗堆积的桌角，不经意间总能发现绿的诗意。至于来自远古的诗意，在日常生活中则再难寻踪。当从中国沙石的灰硬中生出的灵魂初次为法国光晕的昏黄所环绕时，心灵感到远离现世的不安。迫切想要回到当下的热火朝天，拥抱生活的浅近与躁动。原来“人生”“时代”“社会”等饱含当下性的文学批评字眼，早已融入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情绪。随着最初的陌生感和不安感退去，异国光晕转化为普世诗情。随之而起的，是对超越时代、超越日常的中国之追寻。见过的村夫野老，读过的民间故事，听过的魑魅魍魉开始隐现。投射于其上的，是穿越现代生命观的精神性追求之光。

也许是从法国文化出发看现代中国的缘故，总觉得“五四”时代在自由民主呼声之外，还应有一份雅致。“五四”一代如何形塑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化品味，在多大程度上昭示一个文雅的现代中国？这是中法文化交流引发的思考，蕴含对在历史海峡飘摇中失却家园的关切。跨文化对话是不断往复、彼此丰富的过程。他者之光可以构筑自我，新的自我亦可为他者借镜。现代与文雅并存不仅诉说中国文化理想，也寄托对法国文化的期待。

一个中国人在法国的木石、线条、色彩间徜徉。某一刻仿佛见一只玲珑异兽随轻烟升腾而起，放荡不羁中透露雅意，集古今东西之精魂于一身。不知异兽自何方来，暂名之曰“浪漫中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法语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