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痴迷戏剧的人，一生躬耕于台前幕后，从话剧到戏曲再到银幕，处处都有他的身影。

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热血男儿。一生投身于国家复兴、民族自强之路，甘愿放弃优渥生活，在戏剧影视中吹奏着左翼“剧联”的号角。

他也是一位率真的朋友，一生奔波在剧里剧外，从剧团发展到演员生活，他事无巨细，倾力为每一位演剧人搭好舞台。

他是应云卫，一个中国近现代话剧、电影、戏曲都绕不开的名字。

“戏痴”缘起

1904年9月17日，应云卫出生于上海牛庄路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受家中长辈影响，幼年的应云卫在各类表演艺术中耳濡目染，爱上了戏剧。14岁时，应云卫因家贫辍学，只能去青年会夜校上补习班，学点英文、会计等实用课程。为了谋生，他先到日商开的洋行当学徒，又去美商那里当办事员。受五四运动影响，业余时间里，他和好友们组织少年化装宣讲团，上街宣传爱国精神、参演文明戏。正是通过“爱美”（Amateur，业余）话剧运动，应云卫走进了话剧世界。

应云卫最早和民盟的交集，应该是1921年加入上海戏剧协社。根据他的回忆，当时黄炎培在上海办中华职业学校，该校的职工教育馆内有一小舞台。一部分学生想演戏，就搞了个上海戏剧社，应云卫和朋友们加入后，扩大为上海戏剧协社。在黄炎培的关怀和鼓励下，协社演出渐渐有了些社会影响。

1933年，应云卫策划导演了《怒吼吧，中国！》，此剧以四川万县惨案为题材，描写了码头工人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者压迫的斗争事迹。当时恰逢“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剧组连演三天，一日三场，场场爆满，观众排长队购票。这是应云卫导演的第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型话剧。他运用各种艺术手段表现劳动群众遭受的屈辱以及他们团结抗争的革命精神，还让帝国主义租界的舞台上唱响了《国际歌》……沉寂多年的上海剧坛突然大放异彩。租界当局找了个理由要抓捕应云卫，不想他早已隐匿起来，连家人也不知他的去向。

演剧救亡

《桃李劫》是应云卫转战银幕后的第一部作品。电影公映后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中国有声电影划时代作品”的赞誉。值得一提的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正是出自该片，它在各地广为传唱，鼓舞了无数有志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应云卫接受明星影业邀请，成为二厂厂务主任兼导演。在一次业界同人聚会上，他挥笔题词“多拍粗臂，少拍大腿”，倡议让劳动者形象更多登上银幕，以抵制“多数是香艳肉感，荒乱淫靡的美国影片”。不到一年时间，二厂拍出了《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清明时节》四部佳作。尤其是《马路天使》和《十字街头》得到普遍好评，使中国电影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电影事业风生水起之时，应云卫又多了一个身份。1937年4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更名为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由应云卫担任理事会主席。随后短短几个月，剧团接连推出了《铸情》《太平天国》《武则天》《原野》四部大戏。就在此时，“八一三”事变爆发。8月20日，影剧工作者召开抗日救国誓师大会，会上组织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分编为三、四两队，由应云卫任总队长。

演剧队沿沪宁线一路宣传，受到沿途百姓热烈欢迎。《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每次上演都能激起雷鸣般的掌声，观众常常高呼抗日口号以宣泄激情。有一次，演剧队遇到日本飞机轰炸，应云卫险些丧生。然而当人们把他从瓦砾堆中扶起来时，他只是拍了拍身上的土，乐观地说：“噢！我还很完整呢！”

1938年4月，应云卫进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戏剧科工作，厅长是郭沫若，科长是田汉。这时，国民政府旗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一部纪实性抗战影片，便找到他执导，这部影片就是后来激励无数前线将士和后方民众奋起抗战的《八百壮士》。

从《八百壮士》到《塞上风云》

《八百壮士》是根据淞沪会战中“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真实事迹拍摄的。为了将其搬上银幕，34岁的应云卫和全体摄制组成员克服拍摄器材匮乏、无法配音、胶片短缺等重重困难，短短几个月就将这段惨烈悲壮的故事拍成了电影。此后该片在多国的反侵略大会上放映，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国际友人纷纷捐款支援中国抗战。

“不入虎穴焉得子，千秋青史垂芳名！”在郭沫若的鼓励下，1940年1月，应云卫率领的《塞上风云》摄制组一行40余人赴抗日前线内蒙古草原拍摄外景。《塞上风云》是阳翰笙根据其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讲述蒙古族青年迪鲁瓦、金花与汉族青年丁世雄抛却个人恩怨、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拍摄队伍横穿三省，一路遇到的各种困难远超常人想象。虽然打着“军委”的旗号，着军装出行，应云卫甚至还多了一个“少将”的虚衔，但由于他们计划取道延安去内蒙古，沿途遭到了各地官员的百般阻挠。一路上，他们还遭遇了狂风、暴雨、泥石流，从汽车到马车再到步行前进；到了牧区，米饭里夹着黄沙，队员们笑称其为“蛋炒饭”；有次甚至还近距离遇到前线交火……

在这次艺术苦旅般的远征中，最让应云卫难忘的是见到了毛泽东主席。1940年2月14日，外景队到了延安。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自家窑洞接待主要创作人员，一见面他就爽朗地说：“同志们，辛苦啦！你们都是来自大后方的抗战英雄。”他询问大家在国统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情况，很感兴趣地听应云卫介绍《塞上风云》的内容和拍摄计划，听后满意地说：“我们目前正是要动员一切力量起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应当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塞上风云》这部电影很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材。我祝你们大家工作顺利，在塞外的风雪中锻炼得更坚强，不要忘了和蒙族兄弟交朋友，向他们学习，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文艺事业作出贡献。”

往返两次途经延安的所见所闻，让应云卫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坚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信心。

“中制少将”变身“乞丐社长”

“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的剧坛冷落下来。中共中央南方局决策，要从话剧方面打开突破口，冲破国民党的文化控制。阳翰笙找到应云卫，一番长谈后，应云卫辞去国民党控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的高薪职位，着手建立中华剧艺社（以下简称“中艺”）。初创时，剧社驻在农家院里，一天只有两餐大锅饭，晚上甚至只能点一盏灯。应云卫终日奔走于长江两岸，跑经费、跑剧场、跑关系。时人见此窘状，戏称应云卫为“乞丐社长”，他也全然不在意。1941年10月10日，剧社公演开锣戏《大地回春》，一炮打响。“中艺”的名字很快就为观众所熟悉，连剧社后来借住的小茶馆生意也跟着兴隆起来，一时成了陪都别开生面的文化沙龙。

公演《屈原》是“中艺”创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屈原》是唤醒爱国主义、抵抗日本侵略的风云之作，于1942年4月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作为社长，应云卫在郭沫若、阳翰笙的支持下精心策划组织，演出取得空前的成功。“咆哮吧！咆哮吧！”的吼声响彻长江和嘉陵江两岸。陈白尘说：“这是当时轰动山城、应云卫震撼朝野的一件大事，它犹如一枚重型的精神炸弹，炸垮了国民党所树立的虚伪的‘精神堡垒’！”

夏衍在《新民报》的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应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他和朋友们一起创作了剧作《戏剧春秋》，以应云卫为原型，表现他为戏剧运动甘于克服一切困难、敢于承担一切重任，并借以反映矢志于戏剧运动者的忠贞与艰辛。应云卫夫妇在台下观看，含笑流泪，感慨万千。

归根上海

1946年，回到上海的应云卫重新投身电影事业，先后推出了《无名氏》《忆江南》《鸡鸣早看天》等作品。为了阻止国民党的破坏，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保护国泰影业公司和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应云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电影《不能走那条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了话剧《日出》，还和刘琼一起导演了京剧戏曲片《宋士杰》。1956年，应云卫加入民盟，和熊佛西、吴茵、刘琼等老朋友共同参政议政，还曾在《上海盟讯》发表文章表示要好好把艺术工作经验传给下一代。

此后，在戏曲导演的路上，应云卫越走越有经验。1959年，他导演了王文娟、徐玉兰主演的越剧戏曲片《追鱼》；1963年，与盖叫天合作，拍摄京剧戏曲片《武松》；1964年，受邀加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导演组。看到《智取威虎山》大受欢迎后，“四人帮”拆散了原创班子，更换了主要演员，把艺术成果据为己有。《智取威虎山》最终成为“样板戏”，传唱至今。

一位率真的朋友

应云卫一生以诚待人、率性交友。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一个善于沟通、有担当又不失幽默和风度的人。他的朋友苏丹曾回忆说，早在上海实验剧团时他就与应云卫一起工作，抗战时应云卫指名要他从桂林来重庆搞舞美。应云卫还关心他的个人生活，亲自当主婚人操办了他和夫人杨薇的婚礼。而杨薇当年流落武汉街头时，也是靠应云卫介绍才得以继续演艺事业。

回忆起拍《鸡鸣早看天》时的趣事，演员黄宗英也是忍俊不禁：“电影中我饰演王桂芳，要唱‘哥哥你要走西口’。我说我没有专业学过声乐，是个‘野鸡’，怕唱不好，是否找专业的来唱？应先生说，（王桂芳）这‘野鸡’也没上过音专。结果我自己唱，还是唯一灌了唱片的。”在黄宗英看来，和应云卫一起拍戏很开心。他身边环绕着自由的空气和让人充满创作欲的激情。“他心胸很开阔，幽默和诙谐贯穿他的一生。”

应云卫去世于1967年。1978年11月，上海市电影局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应云卫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会前，夏衍从北京寄来悼文，道出一个雪藏48年的秘密——应云卫是“剧联”的秘密成员！原来，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不久，应云卫就加入了。当时中共党组织考虑到白色恐怖的严重程度，没有对外公开他的身份。从那时起，他就在“剧联”的领导下，为新中国、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一直到离开人世，应云卫都不曾和家人提及此事。

应云卫的孙女应质峰曾动情地说：“面对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不要被名利所困，这是爷爷给我们大家庭留下的最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