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4年出生的,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我从小就因他的工作变动搬来搬去。10岁之前,我生活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区,这里集中了几家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的重工业工厂,除了我父亲工作的北满钢厂,还有第一重型机械厂、热电厂等。我对富拉尔基的记忆很少,在我离开那里之后,那些模糊的印象和“富拉尔基”这个像是外语的地名,以及红岸公园、曙光电影院这些富有诗意的名称,共同构成了关于一个浪漫的、具有异域色彩的地方回忆。
1964年,因父亲工作调到山东省淄博市的501厂,我们全家离开了黑龙江。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我坐上火车,忽然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些小学同学了,心里很难过。由这人生的第一次离别,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怀旧之人。
怀旧成了我迄今仍不曾改变的习惯。过去日子里的人物、事件、风景都如同存在于一个美好世界里,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绿草如茵、人性和善、安详宁静的世界,既丰富又纯粹,和当下身处其中的平淡生活完全不同。我当然知道这只是我的想象。“黄金世界”是没有的,但我对“黄金世界”的向往从未停歇,这也许就是我至今仍在写作的原因之一。
501厂有一万多名工人、两万多名家属,与富拉尔基相比,这里不只风景平凡,工人也更有乡土气息。
我转到501厂职工子弟小学的时候是四年级,在这里我开始了文学阅读。这固然与父母重视子女读书有关,更是一种天生的喜好。大概到20岁的时候,我就把501厂图书馆收藏的文学作品读完了。那里的书不算多,有价值的更少。这种没有人指导也没有目标的阅读,从占用的时间成本来看是不划算的,但一个常读文学作品的人所看到的生活是和别人不同的。例如,我至今都不大能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真正的乐趣,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自己的内心体验,并由此认为,文学写作的目的是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社会生活,写出自己的生命状态。身处时代的大环境之中,个人当然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但其感受有同有异。正因为有不同,才能见出一个人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个性、追求、趣味等。而这不同却是在同样的时代环境与氛围中产生的。所以,见微知著,由一个人的精神活动与生命体验可以窥见整体之一隅,这才是作家该干的事情。我并不认为这就是顾影自怜。
1970年,我被分进距501厂只有2500米远的第四砂轮厂当铆工。16岁的我正式迈入了社会。师傅们之间也会有矛盾,但他们本质是纯朴的。在和师傅们的交往中,我也受到了影响。较之大学里的人,与工人交往似乎更简单。离开工厂之后,我经常想起那个地方,那里的人和事也成为我写作的素材,他们带给我纯粹且持久的感动。我把501厂和第四砂轮厂视作自己心灵的故乡,对那里总是怀着依恋之情。
在当工人的八年里,因为文学作品很难借到,我读的书除了中学和大学的数理化课本之外,主要是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马列著作对于我来说过于艰涩,真正读懂一点的是《毛泽东选集》。这让我受益匪浅。受其启发,在此后的工作和文学写作中,我也会自然而然地追究事物中那些最关键的问题。
因为父亲工作再次调动,我又到了青岛的一所大学工作。大学和工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在大学里我倍感孤独,于是开始了文学写作,发表了小说、诗歌、散文、古诗赏析等作品,但这些作品都没有留存,我觉得它们实在是太幼稚了。
在青岛只待了两年,1980年我又追随前妻调到了北京,在一所理工科大学里工作。值得庆幸的是,前妻的父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这让我有机会观察到此前从未见过的知识分子的世界。后来我考入北京大学的作家班,系统地听了一批杰出的文学教授们的课程,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和文学眼光的短浅。老师们将学术研究视为神圣事业的态度让我感到震撼,并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们知识的渊博、工作的勤奋、治学的严谨,都使我看到了一种真正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总是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学术研究,当然也是用这种标准来评判所有的文学作品。
我在大学里工作的时间最长,但这一经历对于文学写作的影响不大。从工作的角度说,大学教师是独立的劳动者,工作上与他人的交集很少。这也可能跟我学中文专业有关,自然科学的老师是需要与人合作的,中文专业则不大需要。我所在的大学是一所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大学,学校里没有中文系,所以我几乎没有同行。好在学校有一个混合了新闻和文学的社团,我和其中的部分学生交往密切,有些后来还成了朋友,他们对文学的渴望和热情,对我这个孤独的写作者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和鼓舞。我由此知道,就是这些不学文学的学生,也有文学生活的需要。虽然他们中只有很少几个后来成了诗人或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大多数人则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但这一段时间和此后的文学阅读,对他们的精神生活确实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少,他们养成了思考生活的习惯。尽力去理解他们,也是我坚持写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代表了当下社会的主流精神。
其实,我在少年时期就有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并不是很清晰,也不是很强烈。当我因生活所迫根本无暇写作的时候,内心会感到苦闷,常常借酒消愁;而有了时间,却又失去了写作的动力,同时身体也变得很差,稍微艰深一点的书就看不动了。所以我在大学工作期间,真正的文学作品写得很少,只是最近几年,才写得稍微多了一点。以我的年龄而论,这点成绩实在太微小了。
我对于文学写作有自己的看法,也许可以说是偏见。例如,我不爱写奇闻异事,并以为那只是偶然发生的,距离人们生活的常态很远,不能显示生活的本质。那些普普通通的事情,反而有着更丰富的意义。我也不爱写名人,偶然写过的几个,都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才写的。我写的更多的是普通人,他们和我有着更亲切的联系。我也拒绝使用那些没有必要的华丽辞藻,在我看来,朴素平易的语言更有魅力。当然,这只是我的文学追求,至于结果如何,要由读者去判定。
总之,我写作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生命状态的内心感受,某个具体对象触动了我的神经,引发一种情绪或情感,于是我的内心世界便与那些人或事融为一体,变成文字流淌出来。
我所描写的是我所感知到的生活而已,即一个普通人所经历的生活及其在心里引起的反响。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实际体验,而我写作更内在的目的,是探究生存的意义。这种探究首先是指向我自己的,并经由自己的觉悟延展到身外的事物和各种各样的人。
终日伴随我的无家可归的心理状态,常常使我产生荒凉之感。在一本哲学著作中,我得知这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是一种普遍的情形。我不清楚这种感觉从何而来,但这种困惑会不自觉地在我的文章中流露出来,构成一种清冷的色调。在那些看似不动声色的平静叙述中,还是隐含着积极的态度的,只是不大容易被察觉罢了。
日本画家、散文家东山魁夷在《一条路》一文里说:
我创作这幅《路》时,在思考今后将走的路的过程中,有时也观望已经走过来的路。它是绝望和希望交织的路,既是漫游的尽头,同时也是一条崭新的路;是憧憬未来的路,又是怀念过去诱发乡愁的路。但画面上远方山岗上空显露的微明、路在远处向画面外朦胧消失的景色,就使得那种今后要走的路的感觉变得强烈起来。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真诚的创作者,无论是画家、作家、音乐家……其实都是在描绘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意味深长的道路,这条路既是实在的,也是想象的。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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