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是一座城，房价直追伦敦，却到处是奢侈的大草坪；牛津是一个梦，她连接着我的过去与未来。屈指算来，距离我第一次到英国做研究已经20多年了。新世纪初，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从纽约飞到伦敦，前往莎士比亚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福镇收集资料。在路上，我参观了慕名已久的牛津大学，并在新学院留了影，后来我第一部专著的作者照片就用了这一张。难忘那时的青涩和兴奋，2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是浙江大学的特聘教授。此行，牛津的同行威廉·普尔（William Poole）博士带着我参观新学院，不仅看了古老的城墙和教堂，还在教师公共休息室喝咖啡聊天，在他的办公室互赠新书，谈学论艺。威廉对学问的投入和热忱令我感佩不已，他总是一步到位、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的关键，热心指明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并坦率地告诉我哪个是有价值的选题。在牛津大学韦斯顿图书馆研读英国文学手稿的时候，能有这么一位师友在旁切磋交流，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牛津大学英语系和法律系在同一座楼办公，不过英语系很快就要搬家了，由富豪捐助的施瓦茨曼人文中心大楼正在加紧建设中，即将投入使用。英语系的墙上挂着诸多荣休教授的大幅画像或照片，其中包括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如C. S.刘易斯（C. S. Lewis）、 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约翰·凯里（John Carey）等。这四位教授都毕业于牛津大学，其中，里克斯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念大学的人，受封为爵士。加德纳受封为女爵士，是牛津大学第一位担任英国文学默顿讲席教授的女性。洛娜·赫特森（Lorna Hutson）女士是牛津大学现任英国文学默顿讲席教授。玛丽恩·特纳（Marion Turner）教授是研究乔叟的著名专家，我向她赠送了发表她的学术访谈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集刊。这两位女教授也都毕业于牛津大学。我的房东乔（Joe）是牛津教授，但非牛津校友，毕业于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发端于11世纪末，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全世界第二古老的大学，仅次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整个牛津城可谓坟墓之城，莫德林学院的位置本来在城外，是一块水草地，于12世纪末被人买下来作为墓地，13世纪建了圣约翰医院，1458年亨利六世时期才建立了莫德林学院。各个学院的教堂里遍布墓碑，花园里脚下的石头完全可能取自18世纪的墓地。层层垒垒的墓地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高耸的尖顶代表着牛津不断向上的学术追求，超拔的姿态巧妙地平衡了历史的沉重感。既重且高，牛津可谓世界高等教育园地中的学术高峰，游人总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朝圣。哈代笔下的石匠无名的裘德向往的基督教堂学院拥有规模最大的草坪和面积最大的汤姆方庭，不过裘德仰望的是教堂的尖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人类的精神总是渴望高处和深处，天父地母，悠悠所系。

说起登高，牛津有三处可以登高远眺的景点：大学教堂、谢尔登剧院和卡法斯塔。前两处景点相距一两百米，基本上在同一个位置，建议买票登一处即可。大学教堂可以免费参观，但登顶观景需要购票。古典主义风格的谢尔登剧院是牛津的地标建筑之一，由牛津大学校友、17世纪著名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设计，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出自同一人之手，博学的雷恩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个性十足的谢尔登剧院是仪式性场所，主要用于举办牛津的毕业典礼和音乐会，非常值得一看。卡法斯塔是牛津的核心地标，位于市中心四岔路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始建于11世纪的圣马丁教堂，哈代笔下的裘德说，先有卡法斯塔，再有牛津大学。1896年，为了改善交通，圣马丁教堂的主体建筑被拆除，唯余卡法斯塔作为见证。登塔需经99级螺旋台阶，站在塔顶，整个牛津城和各个学院一览无余。按照文物保护原则，牛津市中心的建筑都不能超过卡法斯塔的高度，恰如博雅塔之于燕园建筑。

英语系附近的圣井公墓长眠着诸多文化名人，如开普敦大主教琼斯（William West Jones）、作家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和政治家雷德克利夫-莫德（John Redcliffe-Maud）男爵等。近现代著名文艺批评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著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A.C.布拉德利（A. C. Bradley）也埋葬于此。这个大公墓简直是墓碑博物馆，不同年代的墓碑形状多样、颜色不一，有的高、有的低，有的立、有的卧，少数还刻有人像，令人大开眼界。如果要比较中西方的死亡文化，这个墓地倒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我从路边经过多次，起初并不知晓墓园可以直接走进去，知道以后便参观了两次。我发现墓地里还葬有印度学和宗教学创始人马克斯·缪勒（F. Max Müller），他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并担任牛津教授达半个世纪之久。同一个墓穴共埋葬四个人，每面刻着一个人的名字，个别字母已经脱落；除了缪勒教授，还有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媳。维基百科等一般采用马克斯·缪勒的德语名字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墓碑上刻的却是英语名字Frederick（弗雷德里克），可见缪勒家人和朋友认可的是教授的英国身份。在缪勒妻子的生卒日期下方，刻着三个拉丁文单词“Amavimus, Amamus, Amabimus”，意思是“我们爱过，我们爱着，我们将爱着”，以三个时态的方式浓缩了夫妻俩对彼此跨越生死的深情。缪勒教授的儿子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马克斯-穆勒”，威廉·格伦费尔·马克斯-穆勒（Sir William Grenfell Max-Muller）是牛津杰出校友和卓有成就的外交家，毕业于历史悠久的大学学院，曾于1920—1928年担任英国驻波兰公使，退休时获颁最高等级的大英帝国勋章——爵级大十字勋章（GBE），所以被称为“爵士”。

牛津大学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从远的说，17世纪的沈福宗就到过牛津大学，为博德利图书馆的中国典籍分类编目，他与欧洲人用拉丁语交流，所到之处，教皇、国王纷纷接见宴请，掀起一阵阵中国风。威廉·普尔博士将他编译的新书、1688年的拉丁文著作《海德：<中国度量衡考>，汉学史被遗忘的一章》题赠给了我，原著作者是早期东方学家、博德利图书馆馆长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除了《中国度量衡考》，海德还著有《东方游艺》，介绍了象棋和围棋等中国游戏，这两本拉丁文著作的撰写均得到沈福宗的帮助。中英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在继续。从近的说，钱锺书被牛津列为著名校友之一，他毕业的埃克塞特学院拥有最美丽的教堂。在韦斯顿图书馆前面，我听到一位中文导游向大家讲述《围城》里的一则趣事：钱锺书笔下的方鸿渐为什么毕业于“克莱伦登大学”呢？原来，钱锺书每天在博德利图书馆读书，出来迎面就是克莱伦登楼，所以他把方鸿渐读的“野鸡大学”调侃地命名为“克莱伦登大学”。导游一直说方鸿渐的母校是“克莱伦登大学”，其实《围城》里写的是“克莱登大学”，但克莱登大学命名的灵感，完全有可能源自克莱伦登楼。时至21世纪，在毕业季的夏天，我看到牛津多个学院的毕业生名单里都有不少中国人的名字，有的学院甚至有十来名毕业生来自中国，牛津大学的主要捐助者中也有中国人。聪明勤奋、好学上进的中国人会在牛津大学留下越来越多杰出校友的身影，而不仅是游客和过客。

牛津有一些中餐馆，尤其集中于考利路一带。菜品相当地道，锅包肉都能吃到，牛肉面的味道也很好。只是米饭太贵，一碗标价三镑多，是国内餐馆的10倍。其实中国人开的超市里最好的泰国香米一公斤才卖三镑。英国超市里鸡蛋也很贵，面包、蔬菜、水果等价钱还好。餐馆非常多元化，如印度餐馆、阿富汗餐馆、黎巴嫩餐馆、伊朗餐馆、意大利餐馆、法国餐馆等，应有尽有，其丰富多样比起纽约和波士顿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个观感是理发店很多，且价格较贵，理发贵这点跟纽约很像，但纽约似乎没有那么多理发店。临回国的时候，楼下拐角处又在装修一间新的理发店。

牛津代表着英国文化的精粹，她雍容大度，，是公认的学术圣殿。牛津大学发源于中世纪，自然免不了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如神权统治、等级制度等。直到今天，小教堂仍然是牛津多数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让我想起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也有圣保罗礼拜堂，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仪式包括在礼拜堂里鱼贯穿行的环节。哥大1754年成立之初被称为“国王学院”，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向它颁发了王室特许状，看来哥大与英国的关联不仅限于校名。哥大对牛津的扬弃主要是等级制度，例如，我惊奇地发现，牛津的公共休息室竟然按使用权限分为三种：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哥大和哈佛等高校设有教师俱乐部，供本校教师专用，但哥大和哈佛的公共休息室没有界限分明的等级。我受邀去过牛津两个学院的教师公共休息室做客，即新学院和林肯学院，林肯学院的前院长伍德海森（Henry Woudhuysen）教授告诉我，新学院更富有，他们的教师公共休息室也更大。图书馆也分等级，比如每个学院都有学院图书馆，供本学院师生专用，但学院还有教师图书馆，供教师专用。伍德海森教授带我参观了林肯学院的教师图书馆。此外，在韦斯顿图书馆看早期手稿，需要牛津大学批准颁发A卡，才有阅读的资格，我为此又多等了一个星期。性别平等的观念近年来深入人心，牛津各个学院餐厅墙上悬挂的画像和照片中，一般都有新增的女教授。小教堂的玻璃也十分多元，有些是彩绘的，有些是白玻璃。时代大潮滚滚向前，牛津也在传承与变革中不断前行。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