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一天,一名高大但看上去有些憔悴的英国男人在仰光火车站走下天桥前往站台,他穿着精心裁剪的灰色西装,握着一根手杖,等待列车的到达。这时,一个缅甸小孩在车站里嬉笑乱跑,不小心撞倒了英国男人,于是他暴跳如雷,扬起手杖要敲打男孩的头,却打在男孩的后背上。

这段故事出自美国记者艾玛·拉金的记述,英国男人叫埃里克·布莱尔,当时在缅甸做殖民警察,他后来写下一部反思极权主义的书,并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书的名字是《缅甸岁月》,这个男人变成了乔治·奥威尔。

20世纪20年代,五年的缅甸经历触发了乔治·奥威尔的写作,几十年后,艾玛·拉金追随他的道路,写下一本《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的书。谋划缅甸旅行的人往往会同时参考这两本书,期待与奥威尔或是拉金相遇。他们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奥威尔的蛛丝马迹,因为拉金有一句经典的话,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在今天的缅甸仍然有可能获得与奥威尔当年相同的感受,半个世纪的独裁使这个国家的时间停止了。

当然,连拉金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结束独裁之后的缅甸正在一天天变好,对此我深有体会。比如我被允许在昂山素季的家门口任意拍照,也了解到一些西方的网站在当地正逐步获得解禁。然而,缅甸的时间依然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停止”,那是每一天的午后,缅甸人称为“脚步无声”的时段。炎热化为一种权力,强光渗入人的骨头,几乎任何生物都不再动弹。《缅甸岁月》叙述了午间的城市里,一动不动的花让人看着难受,蓝色刺眼的天空向亚热带无限延伸,令人体验到非当地人无法理解的绝望。对此,拉金幽默地补充说,在正午的仰光街头,连苍蝇都减缓了盘旋的速度。

我本以为只有自己会想到藏进火车站躲避炎热,这座宏伟的建筑混搭了欧式巴洛克和缅式帕亚特建筑风格,像是安装了四个塔銮的国会大楼。虽然它已破败了半个多世纪,但绿色铁片衔接而成的站台坡顶依然牢固。在站台的石头圈椅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瘦弱的男人,还有几条流浪狗,它们早就经受不住热浪的袭击,一动不动地倒在站台上乘凉。

反复登上几次天桥之后,按照拉金的描述,我基本锁定了奥威尔被男孩撞倒的位置。一个不断反思殖民与极权的人、一个为缅甸说话的作家,竟然会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午后向孩童扬起帝国警察的手杖,人的复杂性尽现于此。而我也和奥威尔经历了相似的情况,几个在此戏耍的小童把我团团围住,不断地用他们的身体撞向我的肚子。我准备不足,一下子被撞倒在天桥边,样子非常狼狈,却又觉得收获一些不寻常的经历很有意思。有两个小女孩脸上画满特纳卡的金色花纹,这是当地一种植物磨成的防晒粉。

仰光车站的外国人的确不少,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一列专为城郊市民通勤开设的慢车。环城一圈需要三个小时,车速并不比电动车快,但游客可以借这个机会深入观察缅甸人的生活,在仰光寻找奥威尔的眼光,我便称其为“乔治·奥威尔号”特慢列车。事实上,除了在千佛之城蒲甘乘坐热气球,我认为缅甸最值得参与的活动便是这趟列车之旅了。

环城列车一天约有十班,为了逃避热浪,我选择了早晨8点20发车的班次,面相和善的中年售票员收走我的护照,抄写了几条信息,又找我要了一美元,便递出一张“外国人特价车票”。在军政府统治的时代,外国人只准进入专门的头等车厢,以此和本地人隔开,票价也要贵上几十倍。而今这种专门车厢早已被取消,可票价却没有大的改变,当地人只需花四毛钱,便可同样乘坐一圈。

车站所有的车次信息牌都是手写的,连环形列车的站点图竟然都由那位售票大叔手绘而成,大叔的食指放在线路图的圆点上,那是一个叫Danyingon的车站,他说:“Half!Half!”我点点头表示听懂,这一站应该就是环形铁路走到一半的标志。大叔会意一笑,颇为自豪地收起那张手绘地图,悠闲地听起收音机来,里面放着缅语版的《伤心太平洋》《爱如潮水》之类的中国老歌。

我在站台看到一辆陈旧的内燃机车牵引着十节车厢缓缓进站,仿佛从奥威尔的时代穿越而来。令我感到惊奇的是,除了车窗是一块黑铁铸成的金属板外,列车的车厢本体,加上早已被踩成土色的地板,连同宽可容人盘腿而坐的长椅,竟然都是由木头制成的。车厢内的乘客除我之外,大多是身着笼基的当地人。或许他们见惯了东亚人,因此除了目光偶尔碰到一起互相微笑一下外,几乎没有人理会我的存在,这令我非常舒心。

笼基类似于筒裙,其实就是把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这便是当地男女的普遍穿着了。男人的笼基多为淡蓝色粗布,在腹部打结,女子则在腰部打结,相当于裤子。这列火车的司机也穿着笼基在开车,并没有制服。列车每隔三四分钟就会停靠一个小站,不待列车停稳甚至还没有进站,一个个身着笼基的男人便跳下车,他们步履轻盈,如同排队跳伞的运动员。

仰光的公共汽车每逢进站,往往只减速而不停车,如果想上车,就要小跑几步看好时机果断跃起,乘务员或是乘客一拽,你就飞到车里了。也许是一种错觉,我强烈地认为这列火车的司机或许曾开过公交车,在一些连站牌和月台都没有的小站,列车就保持着怠速滑行的状态,一旦它感觉该走了,就毫无预兆地提速离开。当然,即使达到15公里的最高时速,也并不影响男人们随时跳车。时不时还会从荒野中蹿出一个背书包的人影,跟着列车奔跑,然后抓住时机一跃而上,这时车厢内便会响起稀稀拉拉的喝彩声。一些胆大的人甚至就坐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每逢与反向的列车会车,他们就探出身去,与对面列车阶梯上的乘客击掌,仿佛彼此真的认识一样。

与躁动的男人相比,列车上的女人们则安静得多。她们要么肩膀瘦削、胸部平坦,要么胖得像某种容易膨胀的热带水果。笼基覆盖着她们的身体,多是一块鲜艳的缎子,有时遮住了双脚,看上去像是低垂的鸡蛋花。她们会按照次序静悄悄地上车,然后在木头长椅上铺一张报纸,恬然扫视着窗外,即使偶尔关心起男人们的聊天,也从不插嘴或点头。这时,男人们被槟榔染红的牙就闪起了光,奥威尔说它像红色的锡纸,我倒觉得它就是血,每个缅甸男人都含着一口这样的血在奔波。

车行一小时,我们到达Insein车站,当年那些犯了“思想罪”的人,就集中被关押在这座小镇的国家监狱里。1925年,奥威尔在此待了六个月,他写下了这座小镇的压抑与恐怖,而今天,恐怖感已然消弭在耀眼的白色日光中了。列车仿佛也不想让我这样的外国人了解过多的秘密,车速陡然加快,涌入眼帘的景物丰富起来。于是我静默观瞧着路边的小镇,那是些大小不一的木片拼成的简易房屋,顶层堆满了棕榈叶作为屋顶,连绵的屋舍不断透出干鱼味、大蒜味和发酵过度的乳制品味,还有一些气味来自路边的垃圾堆和腐烂在泥路上的瓜果,它们与甘美的鸡蛋花香气搅杂在一起,形成一种甜腻而微臭的土味儿。此时,列车向东北方拐了一个急弯儿,人们纷纷探出脑袋,犹如渴望放风的犯人,外国乘客则纷纷掏出相机,定格这些凝望空气的面孔。

从Insein再行十分钟,列车到达Danyingon车站,这意味着行程过半。站台的围栏像是牲口棚,一旦有了缺口,就如决堤一样倾泻出成百上千的人,将本来空旷的车厢瞬间填满。我闻到混合着槟榔、劣质烟土、咖啡、法棍、狐臭味和又干又咸的汗味儿的空气,不觉为之一振,仰光从这一刻起开始苏醒,而“奥威尔号”列车此时才开始展现它真正的风貌。

这座中间站邻近仰光最大的果蔬批发市场,小贩们大多在此上货,然后用蔬菜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我甚至看见他们直接在车上择菜。还有一些小贩专门在列车上售卖小吃,他们拥有神奇的能力,可以在成堆的蔬菜和拥挤的乘客中间从容穿梭,不断地在我们看来无处下脚的车厢里跳上跳下,叫卖像歌声一样此起彼伏。男人们端着烤制的棕榈芽和油炸的面糊蔬菜,或是些黏米糖果、罂粟籽糕、香蕉布丁、剥好的山竹以及放了大量冰块的炼乳,这大概是他们的佐餐小食。女人们则保持了这个国家的独特风俗,她们把一切物品都顶在头上,比如一大盘切好的西瓜,或是盛放在圆形竹篾中的甜玉米。远看,她们头上如同开了一朵巨大的花。

我发现这些小贩似乎都有自己承包的路段,他们只在车上待三四站就跳下车,迎候另一列反向开来的列车。有趣的是,列车就像一个流动的超市,你可以在每个路段看到售卖不同食物的小贩,他们也许达成了某种默契,彼此没有竞争,一种心照不宣的行业规则牢固维系着环形铁路的经济秩序。

车厢内燥热而拥挤,盛放蔬菜的大筐几乎遮住了所有的光,于是人们把视线移至窗外,等待着阳光的到来。我看到穿着欧洲球会队服的孩子们在垃圾堆中踢球,赤脚的僧侣们打着血红色的伞匆匆前行,女人们头顶着硕大的菜篮子甚至是餐桌赶路,男人们嚼着槟榔玩着藤球。当你和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回报你的往往是一个微笑,或是冲你轻说一声“鸣个喇叭”(缅甸语“你好”)。

奥威尔天生对肮脏和不友善的环境敏感,因此才会对缅甸久久不忘。作为浮光掠影的游览者,我并不能感受到多元文化之间的抵牾以及任何的不友善,甚至迷醉在当地人的微笑中,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样,享受火车带来的慢时光,沉入仰光人的真生活,然后发出这样的感叹——缅甸虽然穷苦,但是单纯,虽然杂乱无章,但是生气蓬勃,这种简单,给人温暖。低速的发展与贫穷的生活,成为我们缅想拙朴之美的素材,当我们消费着眼前的风景,甚至希望“奥威尔号”列车永不提速的时候,便已不自觉地陷入文化殖民者的优越感中。那一刻,奥威尔的手杖,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高高举起。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