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历史与民主党派的选择

政党是近代的产物。中国的政党同样是近代政治社会的产物，其中多数政党都是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而成立的。回顾历史，中国曾经出现过大大小小几百个政党。这些政党中不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方案的，政党成员中也不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生命的。但是，他们的努力与选择都以失败告终，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唯独中国共产党成功了，不仅解除了近代以来的多次民族危机，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而且经过70多年的艰苦努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究其原因，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言：“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与人民经过多次选择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但除了人民与历史的选择外，其实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那就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选择。民主党派也经过了多次选择，最终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浪淘沙，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和历史也选择了八个民主党派。正如2021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所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1927年后，蒋介石集团实行一党专制，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激起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不是中国共产党‘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各民主党派的选择”。

两次延安之行：民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选择

民盟先贤梁漱溟和黄炎培的两次延安之行见证了民主党派的“第三种选择”。梁漱溟先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极有个性，他早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不认同的，与之时有龃龉。但是1938年1月的延安之行使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及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排斥和批判变为同情和理解，开始发自内心地认同和选择中国共产党。他在《访问延安》中道出了自己延安之行的动机：“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共有八次交谈，除去一次接待和一次送行的礼节性寒暄，还有六次秉烛长谈，甚至有两次是通宵达旦。通过这次延安之行，梁漱溟为毛泽东论述“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理由深深折服，并从此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成见，发表文章称“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梁漱溟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所观所感，对此次考察作了结论：“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中共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以及强调肩负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理论的，不是饰词”。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次回忆中都提到了1938年初延安之行的收获，从中可以看出延安之行对于他本人政治倾向的转变之影响。从晚年的梁漱溟对于蒋介石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认同和接纳。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他对蒋介石的评价极低，“蒋介石太坏了，蒋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义没有，说话不算话”，并且很有意思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大贡献就是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而对于毛泽东评价极高，“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整个儿地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

黄炎培先生也于1945年7月访问了延安，留下了著名的延安“窑洞对”。60多年后，习近平同志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实际上，黄炎培很早就和中国共产党有所联系。他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着不错的关系，例如，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夕，他就曾赶赴北京，与李大钊交流政治见解。“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从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出发，呼吁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对国共两党关系作了多次调停，对于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更好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黄炎培还主动阅读毛泽东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此外，黄炎培在重庆时，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在与中共的交往中，黄炎培为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所折服，政治立场也逐渐左偏，并最终倒向中共。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延安逗留了五天。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冷遹到他的窑洞做客，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后的感觉如何，黄炎培说：“我生60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希望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点头称是，认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窑洞对”。黄炎培返渝后出版《延安归来》一书，延安之行让他看到了光明中国的曙光，增强了建设新中国的信心，此行也是黄炎培一生中一个大的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曾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延安之行使黄炎培的思想倒向了共产党，他也于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新纪元。

以民盟为代表的中国民主党派，其早期成员大多数是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洗礼和痛苦的磨难之后，最终发自内心认同中国共产党，从而得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贺词再次对中国政党制度表达了拥护与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立足中国实际的伟大政治创造。”

习近平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发出了再出发的号令：“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将踏上新征程。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已经开启的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时间节点上，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七一讲话”精神意义重大。我们必将见证新型政党制度的再创新、再发展，并将继续为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新的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