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偏盛，理性选择分析框架逐步拓展到社会生活领域，结果一些长期以来为社会道德所贬斥以及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竟被某些观点认为是通过市场交易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这些看起来合理的“新颖”发现和论断潜含着明显的无伦理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指出：“如果自由对买者是可以估价的，它对于卖者却是无可估价的。”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一个共识就是，像婴儿、器官等都是不能商品化的。也就是说，那些从经济学来说有效率的市场成果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却难以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市场所滋生的堕落效应，同时也是长期以来为经济学家所忽视的市场失灵。

违背“合理价值”的市场失灵

若简单套用现代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进行市场化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其中不仅潜含了深深的理论缺陷，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基于交换的成本—收益分析本质上是针对交易当事人而言的，源于经济学家马歇尔开发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但是，任何法律制度变迁和设计都不会局限在当事人身上，而是与其他社会成员有关，这就必须考虑当事人之间交换产生的外部性问题，涉及对既有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市场效率与某些物品的“非商品化”特征之间也反映出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比如一些交易从市场运行本身来看似乎是有效率的，但对社会发展却是极度不利的，如果放任这种交易进行，就必然造成社会伦理的式微和社会秩序的解体，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失范状态。这就带来了新的思考：究竟应该以社会合理价值来审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结论，还是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来审视和重塑现代社会价值和法律道德规范？

按照美国传统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康芒斯的看法，市场运行的有效性以及市场结果的可接受性应该由一个社会认可的“合理价值”来审视和评判。反之，如果市场交易所促进的对象不符合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这种市场也就不是有效的。同时，“合理价值”通常又是法院通过判案的方式“立法”确立的，那么对市场交易的评判就应该置于法律框架下。显然，正是基于法律框架下的“合理价值”视角，现实世界中自愿交换的运用范围就会受到诸多限制。例如，汽车经销商不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没有质量保证的小轿车，航空公司不能以低价出售易出事故的飞机的机票，医生不能以廉价提供低质量的医疗服务，工人不能以同意低于标准的工作条件来换取更高工资，餐馆不能拒绝服务特定族群的顾客。

当然，“合理价值”的内涵往往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呈现出显著的时代性。事实上，在重商主义时期，新兴国家为快速获得财富而壮大自身力量，通常会强迫很小的孩子进入工厂工作。例如，法国首相柯尔贝尔就颁布法令：所有居民必须在他们孩子六岁时就将其送入花边生产厂工作，否则处以罚款。鉴于这种制度和政策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在1819年颁布了监管童工的奥索法案。然而，当时维护既有规章的很多人却质问：儿童及其父母都需要工作，而企业主也想雇佣他们，为何要受到限制呢？同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欧美第一次推行严格的童工监管制度时，很多人也认为这些制度违反了自由市场原则。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写道：“今天，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富国，即使是最忠实的自由市场拥护者，也不会将重新启动童工作为他们大力宣扬的市场自由化建议的一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因为“合理价值”内涵发生了变化，因而人们观察和评判同一现象的视角也发生了转移。

观察人类发展史，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人类观念的变化，看到社会“合理价值”的演进，进而也就能清楚地理解不同时代的禁忌和约束，更深刻地观察社会规范和法律规章的变动。张夏准同样举了大量例子。例如，规定汽车和工厂排放标准的环境管理条例在推行之初，许多人都将之视为对自由选择权的严重侵害，他们质问道：如果人们想开大排量的汽车，或者工厂发现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方法更有利可图，政府为何要阻止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呢？但显然，今天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对他人权益造成侵害的行为必须受到限制。因此，即使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市场的设计和推行有助于社会总效用的提高，但只要这种行为和制度违背了社会公认的“合理价值”，进而已经或可能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危害，那么就应属于“市场失灵”。

以上都反映出市场交易应该受到社会“合理价值”的约束，而不是相反地由市场交易的效率来重塑社会的“合理价值”。一般地，当市场交易破坏和摧毁了为人们长期遵循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时，我们就需要展开两方面的思考：一是这种市场交易是否过度了？二是传统规范和价值观是否出了问题，需要改进？前者通常是主要的，因为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毕竟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现的是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注和追求。相应地，当市场交易行为及其结果违反了乃至危害到社会“合理价值”时，这种市场交易行为及其结果就该受到社会的、法律的制约和限制。麦克弗森就认为，现实竞争性市场是占有性市场，因为无论是人的劳动能力，还是土地、资本等生产资源都可以让渡，而且其中一些人往往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精力、技术或占有物，并试图获得更高水平的效用和权力。相应地，这种占有性市场模型要求具备一个强制性法律框架。最起码，生命和财产必须受到保护，契约必须被明确界定并得到强制执行。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时下不少经济学人恰恰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以市场交易的效率来否定和推翻社会“合理价值”，以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来重塑法律和道德，乃至重新为那些已遭鄙弃的不人道行为进行辩护和“正名”。科斯中性定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基于静态的交易效率而否定权利界定的重要性。殊不知，人类社会对权利界定的演变恰恰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譬如，现代社会禁止乱丢垃圾、交通逆行以及公共场所吸烟等，尽管这些规定似乎构成了对这些行为者的权利侵犯，但恰恰是这种对少数人的约束，实现了对更多人的权利的保障。尽管如此，受科斯中性定理的误导，一些经济学人的社会分析极力以市场效率来否定社会习俗，否定对社会正义的关注。

由此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关注市场运行中效率不足的失灵问题，却忽视了因市场效率破坏“合理价值”所产生的另一种市场失灵。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人道的分析论断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存有深深的“市场迷思”。 例如，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在市场秩序下根本就没有社会公正。所持理由是，社会公正暗含着还有某些更为高级的标准用于评价市场的结果，这些标准体现的是公正赏罚和公平原则，而这些标准恰恰会破坏自由市场原则，损害市场效率。在这里，奥地利学派显然将自由市场当成了必须持守的先验信念，将市场效率作为社会评判的基本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陷入了一种“市场神话”之中，因而也就无法跳出市场效率维度，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社会问题。张夏准写道：“如果某些市场看起来自由，那只是因为我们完全接受了支撑市场的规则，因此，这些规则也就被人们视而不见了。”更进一步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如此相信“市场神话”，又在于它基于数理逻辑而创立了一种逻辑化市场，因此就没有考虑到市场本身的不完全性以及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从而必然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违背“合理价值”的案例审视

一些经济学人基于狭隘的市场效率视角为倒卖门诊号源行为辩护，认为“号贩子”的存在缓解而不是加剧了看病难现象，为看病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方向。问题是，门诊号果真可以自由交易吗？也许号贩子的行为可以促进资源更有效配置，调节医院门诊的供求关系，但殊不知，任何关系人们基本需求的物品，只要具有较强的稀缺性，便会引发产生囤积居奇行为，从而进一步加剧稀缺的程度，这是号贩子“服务费”如此之高的关键。在效率优先的市场机制下，旨在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立医院却首先满足少数富人需求，穷人即使得了重疾，也可能交不起过高的“服务费”而贻误了原本可以通过及早排队获得的就医机会。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及其孕育的合理价值主要源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是人们从大量社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而根本无法凭借有限的个体理性进行推理获得。休谟说过：“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是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完全不活动的，永不能成为像良心或道德感那样，一个活动原则的源泉。”更不要说，人类理性根本就是否定性而不是肯定性的，其作用在于发现现实的缺陷而不是对现实的合理化解释或者构建一个完全的现实。然而，基于狭隘的认知思维和理性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推崇市场机制和帕累托效率等，致力于为个人自利行为提供合理化解释，乃至对社会大量存在的不合理现象熟视无睹。

我们以美国私立大学的自主招生情况为例进行说明。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本校利益，美国一些私利大学对招收捐赠者、校友子弟以及某些特殊才能者具有强烈偏好。例如，哈佛大学本科录取率不到一成，超过一半的学业能力倾向测验（SAT）满分者会被拒绝，但424位校资源委员会（COUR）会员（捐款100万美元以上者即可获得入会资格）的子弟中有至少336人被该校录取。同样，一项针对全美30所知名大学入学申请的最新研究也发现，向父母亲的母校申请入学的申请者获得入选的平均几率七倍于那些与该校毫无渊源的申请者。实际上，美国常春藤盟校30%以上的录取名额是留给这些“专门对象”的。

面对西方名牌高校招生中的这种“潜规则”甚至是那些明目张胆的学位买卖行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却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所依据的通常理由就是，这是公开的市场交易，并且符合所有相关者利益，学校获得大量捐赠而得以高薪聘请教授，从而有利于提高学校地位和持续发展，捐赠者和校友子弟也获得名牌大学的教育，进而以此为资本来拓展政商界的社会关系，延续和壮大家族，此外，其他如SAT“考神”或具有某些特长的学生可以接受高水平教授的授课，提高了未来的职业前景。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上述分析恰恰体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的局部性和短视性，没有基于更广视角考虑问题，仅仅关注可见的当事人利益，却根本没有看到其他潜在者被损害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唯利是图”的招生政策，使得那些少数名牌学校、富人子弟以及进入这些高校的穷家子弟受益，却堵塞了更多优秀的寒门子弟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降低了不同阶层交流接触的机会，从而导致社会圈子化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导致美国社会迁移率的停滞。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它通常只是考虑了当事者的个人利益甚至是个人的短期利益，却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损失以及可能带来的后续效应，没有考虑市场行为对人类社会问题和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而也就严重遮蔽了对市场失灵的认知。但实际上，只要考虑下人性的缺陷，就可以深刻认识到市场失灵问题的内在性和持久性；只要考察下市场无节制发展所衍生的堕落效应，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市场失灵问题的广泛性和扩大性。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政府功能为什么需要长期而持续的存在，认识到有为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