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是企业组织的新形式和资源配置的新方式，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平台经济发挥带动就业创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等作用，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 支持平台经济发展”。我国平台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和关键时期，新形势下，需要重新思考我国平台经济的战略定位、发展思路、发展策略和政策体系。

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状况

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平台经济在我国快速崛起，并在近两年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

一是规模变化。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底，我国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197家，比2015年新增了133家，平均以每年新增超26家的速度快速发展。从价值规模看，2015年至2020年，我国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总价值由7702亿美元增长到35043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5.4%。但是，从2021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上市互联网企业的市值有所下跌。

二是结构变化。近两年来，我国平台经济的组成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全行业中头部企业的市值占比下降。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数据，2020年第三季度，我国上市互联网企业前十大企业的市值占比为83%。到2021年第三季度，前十大企业的市值占比下降到78.1%。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前十大企业的市值占比虽然回升至80.4%的水平，但仍低于2020年的同期水平。

三是战略变化。2020年以来，我国平台经济战略发生明显转变，由加强治理逐渐转向支持发展。2020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与治理力度明显加强。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2022年以来，平台经济政策已经发生明显转变。例如，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注入信心。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问题及成因

近两年来，平台经济领域的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业各项指标的集体失速。如果不及时扭转这种下行态势，我国平台经济将有可能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风险。一是互联网行业收入不断缩减。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数据，2022年1－7月，我国互联网行业的业务收入累计增速由正转负。二是互联网企业市值下跌。这意味着资本市场对平台企业的估值逻辑发生变化，平台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有所下降。三是互联网投融资大幅收缩。

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既有短期原因，也有长期原因；既有监管原因，也有行业原因。

第一，行业流量红利见顶。新增用户是驱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网民增速逐渐减慢，增量空间逐渐减小，行业竞争也由增量竞争转向存量竞争。例如，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报告数据，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尤其是在部分领域，网民占比相当高，行业结构也较为稳定。例如，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分别达到10.27亿、9.95亿、8.41亿，占网民整体比重分别为97.7%、94.6%、80.0%。

第二，市场主体信心不强。近期，为了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监管力度和强度加大，一些市场主体尚未做好预期和规划，致使该领域的投资风险短期内升高。平台企业难以预见其商业模式和竞争行为是否会受现有或调整后的规则体系的管控，投资者为规避风险会暂时减少对平台经济领域的投资，这很可能导致平台经济发展短期内陷入被动局面。

第三，盈利模式缺乏创新。虽然我国平台经济不断有新业态、新场景快速崛起，但仍主要依靠佣金、会员费和广告等方式盈利，盈利模式比较单一。近年来，我国头部互联网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不足，无法依靠技术创新带来独特的产品与服务，已成为制约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监管体制不相适应。对于新经济新业态，监管尚需创新相应的治理方案与技术手段。例如，在反垄断领域应调整过去“大即有责”的结构主义思维，适当吸纳国际反垄断领域采用的“效果原则”。

加快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新形势下，支持和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一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已有的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要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优化我国平台经济的政策。

重新审视平台经济的战略定位。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做强做优做大互联网平台。平台是数字经济的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发展平台经济，有利于提高全链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催生诸多新业态与新企业，创造就业，提升用户体验、繁荣各类市场、促进国际国内贸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加快发展互联网平台，做强做优做大互联网平台是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其次，互联网平台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平台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不应将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一方面，平台发挥数字化优势赋能传统产业，通过帮助中小微企业练好数字化、智能化基本功，提高匹配效率和生产效率，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平台化趋势明显，传统企业搭建数字平台与创建数字平台企业、传统中介企业数字化升级、传统企业向数字平台型企业转型等，成为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中之重。最后，平台企业定位为“科技公司”，是数字产业化的主力军。平台企业是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前沿技术探索和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的主力军，为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一言以蔽之，平台经济是实体经济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未来，需要通过政策和舆论双管齐下，不断明确平台经济的战略定位，有效打击对平台企业的恶意唱衰甚至抹黑。

重新规划平台经济的发展思路。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平台经济，需要有新发展思路。一是始终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总体思路，摒弃“大即有责”的结构主义思维。二是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不断优化平台经济的发展环境。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吸取欧美国家平台经济发展与治理的经验教训。坚持“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依法加强对平台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法律保护，允许各种平台先行先试。三是始终牢牢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促进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平台经济包括数字化平台、数字化平台企业、数字化平台生态系统。其中，数字化平台是引擎，数字化平台企业是主体，数字化平台生态系统是载体，共同构成平台经济。平台经济既要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主要载体，更要在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优化平台经济的发展策略。加快平台经济发展，一是优化平台经济的营商环境。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稳定平台经济预期。尽快落实中央提出的“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的要求；尽快明确平台经济投融资的领域边界、审批对象、审批流程；尽快出台一批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有针对性和获得感强的政策。二是构建平台经济发展与治理的长效机制。为了防止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出现政策的合作谬误和分解谬误，可以考虑在国务院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设立实体性的高级别行政机构，统筹协调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治理。三是加快出台国家层面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目前，北京、广东、浙江、江苏、河南等地，均已制定实施了地方性的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建议在总结地方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制定国家层面的“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条例”，并在条例中将平台作为专章进行规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出台“数字经济法”。四是引导和推动平台企业制定差异化和专业化发展战略。引导平台明确市场定位，专注细分市场，根据自身优势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以满足用户的需求；深度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决策，为供需主体、供应链全链赋能，在重点功能上持续创新商业模式，打造竞争新优势。

优化平台经济的政策体系。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互联网平台已经因地制宜地发展出独树一帜的行业实践和发展模式，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互联网政策密切相关。未来，需要在总结和借鉴历史与国际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平台经济政策体系。二是强化平台企业的科技创新属性，引导和支持平台企业对标国际领先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和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自主创新产品迭代应用。三是加强对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在美国头部互联网企业已加速布局的云计算、元宇宙、可穿戴设备、自动驾驶、在线办公平台等领域，亟需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我国互联网企业核心硬件与软件技术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四是加快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加强与各国在数据隐私、上市审计等方面的协调谈判，降低平台企业出海面临的不确定性，支持国内平台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输出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模式、中国规则。未来，可以考虑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起步，推动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出海”。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