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首次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重要论断。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国家的产生。而“中华文明”之“文明”,是相对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而言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是“中国国家历史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涵主要是指“文明”的“国民”“国土”与“国家”历史发展的不断裂。此处的国家包括五千年文明史中出现的不同政体的“王国”“帝国”“王朝”。

中华大地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数以千计,其时代距今两百万年至一万年,它们分布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一万年文化史就是距今一万年至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李辉、金力在《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中指出,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中华先民遗存的“基因”(DNA)研究成果,“距今5000—6000年,华夏族从汉藏语系群体中分化出来集居在黄河中上游盆地,这就是汉族前身”。这里的远古先民对现代中国人的基因贡献尤为突出。

袁义达、张诚在《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中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姓”已产生。中国人的姓氏不但历史久远,而且相对集中,据统计,在“当今中国流行的前200个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也就是说,当今99%的中国人应为“炎黄子孙”。

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代代传承,既有中国百年考古发现的实证,更有中华历史典籍与出土文献的连续性佐证。从《史记》到《明史》总计3213卷、约 4000万字的国家正史文献,以及各种历史文献专著,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先民缔造的延续至今不断裂文明史的历史实录,这样的文献历史在世界古代国家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简牍、帛书、封泥等出土文献,进一步实证、深化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不绝的发展历史。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连续性基于其历史的创新性不断发展。这在夏商周的“王国时代”到秦汉至元明清王朝的“帝国时代”的“国家文化”中,在不同王朝发生的重要历史变化中都有充分体现。

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深植于文明形成伊始的国家都城或都邑规划理念之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城市就是都城或都邑,它们是国家政治的集中体现,国家统一的象征和标志性的物化载体,郡县、州府等城市则是都城的“缩小版”,因此也属于政治性城市。这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古代城市对比研究中的主要不同点,更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之一。中国历代王朝均崇奉都城选址于“中”、布局形制突出“中和”的原则。历史文献对此有明确记载:《荀子•大略》所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管子•度地篇》有“天子中而处”,《吕氏春秋》中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 (“国”即都城) 。中国古代建筑的“择中”设计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伦理等级、礼制观念的哲学基础,更是国民对国家认同的“创新性”政治传统的体现。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还充分体现于国家治理之中,如秦代的“法令由一统”“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西汉王朝的“货币官铸”“盐铁官营”等强化公权力的举措,对巩固帝国统治、延续文明传承客观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础是国民的“国家认同”“思想认同”。其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由多民族组成,涉及广大国土与久远历史,国民有着“共同”的“国父”与“祖宗”,这就是“黄帝”,他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共同的“人文始祖”。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王朝,不论是中华民族哪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他们都把祭祀黄帝作为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这在古今世界各国是唯一的,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政治与族属认同的国家统一性基础。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代。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为代表的“五胡”进入中原地区建都立国,史称“十六国”。虽然他们民族各异,但对于“国家文化”的主要物化载体,即王朝名称的选用则均来自传统中华历史王朝的旧称。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多延续以往王朝建都之地,如前赵(匈奴)、前秦(氐族)、后秦(羌族)、西燕等王朝仍然以长安为都,但都城核心区已迁至长安城东北部,这里宫城的形制布局既继承了两汉魏晋以来的宫城制度,又对其有所发展,影响到北朝及其后宫城布局形制变化。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其祖上从汉皇室刘姓,他认为匈奴是夏启的后代,故设国号“大夏”,赫连勃勃被称为“大夏王”。他仿照中原城址结合当地地形特点修建都城——统万城。天兴元年(398)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由宫城、内城(又称“中城”)与外郭城组成。这些都城文化的传承,是体现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文化基因。

国外学者对中华文明统一性及其影响下的政治、文化统一与国民凝聚力有着高度评价。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英国学者罗素指出:“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于民族习惯的坚韧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抗力,以及无可伦比的民族凝聚力。”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具有一种惊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只能从制度入手,从既定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方面加以解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两者是相等的关系。”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主要表现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对外的“有容乃大”与“和为贵”。

首先,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实证中华文明发展道路上的“有容乃大”。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域外宗教传入中国,它们大多集中于国家都城附近,这些宗教与本土宗教——道教在中华大地上不只是平等发展,有的比道教还要受重视,其中尤以佛教从域外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最为典型。这与西方古代宗教战争频繁、造成生灵涂炭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丝绸之路的开创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尚和精神”。两千多年前,西汉王朝开通了连接世界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两千多年来由此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并延续至今。丝绸之路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和合之路,也是世界古代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和合”理念之下的文化交流活动之路,更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展示和平性的光辉历史范例。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的具体历史体现与核心内容。因此,要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实践中不断升华出更具感召力、凝聚力、生命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