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春初，梅笑雪眠。以往几年，每到春节前后，总会出现几篇颇受热议的“返乡体”网红文章，内容涉及乡村的凋敝与萧条、民风的衰败与式微、环境的脏乱与破落、田野的荒芜与寂寥、生活的困顿与迷茫……一场令人心碎的疫情，使今年的此类文章少了许多，但还是能够零散地读到一些怀旧般的描述，它每每触碰人们心底柔软记忆中的那抹淡淡乡愁，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和同感。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类“返乡体”文章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农村现状，只是以一种“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眷恋心情，思念着“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旧时乡土景象，希冀在现代乡村的缩影中寻求朦胧的遥远，在一声声感叹中，不自觉地传递着今不如昔的负面情绪，实不足取。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70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没有衰退，农民的生活收入、预期寿命等指标在城乡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至2019年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实现摘帽，这是一个让世人信服的伟大奇迹。

然而，当人们走进乡村，又的确会不时发现诸多“返乡体”文章所描绘的各种景况，在此我不赘述。说一句较为理性的话，乡村虽没有人们期许的那么好，却也不似有人想象的那么糟。正确的基本判断是，随着城乡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的社会转型，处于历史交汇点的乡村，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各种困难和挑战交织在一起，往往表现出一些斑斑块块的“三农”问题。只有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才能认清形势，铆足干劲，“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扬起乡村振兴的远航风帆。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视角观察，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阶段，在一些西方国家早已进入商工文明的近现代，我国农村依旧唱着传统的“田园牧歌”。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城镇化率约10%，改革开放之初不足20%，2019年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0%。即便如此，仍有一支庞大的人口队伍滞留在农村，城乡的人口分布极不合理，经济的二元结构表现得十分明显。

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农耕文明是以农业生产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方式，其以血缘为纽带聚居生活、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以村落家族为群体自治管理，具有鲜明的小农经济特征，与商工文明的生产方式工业化、交换方式市场化、分配方式普惠化、生活方式城市化、管理方式法治化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必须通过城乡一体化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方式，快速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促进实现现代农业和乡村文明。

显而易见，当下我国农村正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之中，经受着凤凰涅槃、破茧重生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阵痛”，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特定时期，也必然会呈现许多阶段性的“凋敝”和“愁怨”。“风物长宜放眼量”，有的问题如农村的人走房空等，多是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转移的结果，实际上带动了农民的收入增长，减轻了乡村的人口压力，助推了农业发展的集约化。作为一种发展过程中“积极的不平衡”现象，它有利于城乡结构良性进步，并不需要过多地担忧。然而在这个阶段，有的问题却又应引起特别关注和重视。举例来说：

人力资源。城市的扩张就像一部强大的“拉力器”，把农村的人力拉向城市。从长远看，诚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在当下，从乡村向城镇地区的流动人口达2.28亿，而且几乎都是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弱、病、幼、妇，即人们通常所说的“386199部队”。现实是，由乡到城迁移的现阶段，第一、二代农民工进入或接近老年以后，无法在城市永久居留，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乡村，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转而加剧了农村的养老问题。

财富分配。伴随着人口的迁徙，农村财富逐渐向城市转移，人力资本的剪刀差甚至比工农产品剪刀差更加显著；大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产中创造财富，却没有在再分配机制中得到应有的福利，财富积累和公共资源在农村的配置相对不足；城市享受农村部门提供的产品、资源和生态服务，却没有给予农村部门必要的补偿；部分村级组织缺少收入来源，村级财政几乎“一穷二白”，日常运作经费和村干部的工资报酬、福利补贴等依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

生态环境。高度依赖农药化肥的生产方式、基本缺乏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生活模式，造成大面积土壤环境恶化和农村面源污染，不仅严重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而且直接影响到农副产品质量，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后劲；城市通过“垃圾下乡”将发展副产品转嫁给农村承担，污染不断向农村延伸，而农村用于环境治理的财政资金却得不到保障，申请专项治理的排污费难度较大，致使农村环境破坏及污染雪上加霜。

干部人才。乡村“两委”干部队伍严重老龄化，有的村干部已经干了八九届，年龄超过六七十岁，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黄牛”；越是条件差，村干部的工作难度也越大、待遇也越低，举头看到天花板，低头瞅见泥巴地，村干部岗位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头脑灵光、四肢灵活的人选择弃官经商，一些农村致富带头人不想接“烫手的山芋”，大学毕业生不甘到农村当“泥腿子”，有知识、有技术的人不愿做庄稼汉。各种原因造成农村人才断层、青黄不接。

乡风民俗。农民物质生活日益丰裕，而乡土文化却在日渐衰落。有些地方家族势力侵入基层政权，依仗人多势众操控农村基层组织选举；乡村封建思想观念日渐抬头，娶妻嫁女高价彩礼、相互攀比，红白喜事大宴宾客、大摆排场；一些恶习、陋习在一定范围内尚未绝迹，“不养爹、不养娘，围着牌桌赌博忙，不养牛、不养羊，只盼政府救济粮”之类现象并不鲜见；修道筑路没有规划、盖屋建房不顾邻家、垃圾扔放随心所欲、承包土地不种庄稼，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中共十九大报告确立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为我国城乡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农村擘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乡村振兴既不能把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村机械对照，又不能把理想中的乡村与现实中的农村简单对比，需要精心谋划、未雨绸缪，结合中国现代化事业进程稳步推进，着实下好这盘大棋局中的每一步。

把网织密。在巩固“两不愁、三保障”、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等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目前要特别关注因疫情出现的致贫返贫新问题。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努力将农村的民生保障网织得更密更细，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夯实基础、整合资源、创新模式，比如把解决好农村“一老一小”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方面大力促进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一方面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化，“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为国家发展建设提供更多的优质人力资源，以此重振乡村的精气神，使我国这个人口大国顺利通过即将到来的人口峰值大关。

把碗端牢。一个“饭”字，有食为“饭”，无食则“反”，吃饭是天大的事情，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因此谈及“三农”的奔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国民手中的“饭碗”。如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增强耕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并保障粮食供给，应该全力推进；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涉及粮食无毒无害的质量安全，绝对不可怠慢；部分农地恢复为生态地，涉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掉以轻心。大疫之后，人们将会更加懂得，中国人的“饭碗”只有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赢得主动权。

把根留住。乡村的根脉有二：一是自然之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田园山水的精华和主体融涵于生态空间，保护好乡情乡俗的天然载体，让人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二是文化之根，伦理道德是乡村文明的灵魂，采取各种有效形式激发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活力，把以规立德作为净化民风的根本之策，突出村规民约的观念引导和行为约束作用，以风清气正、向善向上的良好氛围推动自我教化，形成文明乡风。要防范用大都市标准来审视乡村，大搞人工景观工程，把农村搞成光怪陆离的“三不像”。

把底筑实。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党的领导是重中之重，人才队伍建设是基中之基。农村“两委”组织越健全、干部素质越高、核心堡垒作用发挥越好，乡村发展的面貌就越发富有新时代气息。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以能力建设夯实基础，确保乡村干部当好乡村治理的主心骨，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领头羊；通过城乡财富分配机制改革，提高乡村干部、人才的工作报酬；通过正面的示范辐射、推广带动，促使乡村科技人员和新型乡贤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一线带头人。

把路走稳。乡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乡村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阔步向前，而不是回头叹息。乡村振兴离不开城镇化，构建城乡之间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整体机制，才能共同对接现代社会；城乡融合不是乡村和城市的简单组合，而是城乡功能的相互补充，城乡一体不是形式上的混为一体，而是城乡内涵交融的齐头并进；乡村建设要借鉴城市的文明元素，却不能用城市的标准来建设和评价乡村。简而言之，“行百里者半九十”，只有更多地拓展乡村功能和田园特色，使之具有更加浓厚的乡土风味，未来理想中的乡村振兴，才会在中国的善治道路上行稳致远。

我也是从乡村的田野中走来，当我读到这样的句子：“故乡犹在，村魂已死，我愿意站在高高的山岗，为你招魂！”总感觉未免有些矫情、过于悲戚。其实，千百年来多少代村民，都曾以迷茫的目光眺望着展翅的大雁飞向远方，而今好不容易挣脱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牢笼，谁也不愿意再返回袅袅炊烟、隐隐茅庐的过去的乡村时代。所以，我想说的是：春日可爱，青山化桥，我乐意站在家乡的村头，送走贫病瘟神，拥抱明媚春光！　

(作者单位：江西省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