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鲁迅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人来说，仿佛阳光洒落到山林间，不论是头顶烈日脚踩阴影在山道上行走，还是寻找一片树荫小歇以躲避骄阳的照射，你都能感到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都会有形无形、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于我而言，在十来岁到20多岁最渴望读书的岁月里，其他书籍都闹“书荒”难以寻觅，唯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和《呐喊》、《彷徨》等鲁迅作品唾手可得。一本《鲁迅语录》，不知翻开又合上多少遍，说有多少理解自然是不可能，只不过是记住了“痛打落水狗”之类的只言片语。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除了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之外，还去听李顿先生开设的鲁迅专题讲座。一个学期颇为精彩的讲座听下来，连带细读了一些鲁迅小说及杂文名篇，“鲁夫子”的轮廓在我心中逐渐由模糊变得稍微清晰起来。

与其说这是我认识鲁迅的过程，毋宁说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体验：既对他凛然孤傲和坚韧不屈的人格形象肃然起敬，佩服他作为一代伟人的睿识和洞见；又为他常常不被时代和同辈理解而遗憾惋惜，对他性格的执拗和内心的痛楚及无奈，感到惊诧与叹息。随着年岁增长，有时重翻鲁迅著作，体悟他当年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忧患意识、直面惨淡人生的左冲右突，暗夜里近乎绝望的长歌当哭，以及诸多无可奈何的感慨和隐忍，我越发感到他的博大精深和丰赡复杂。这篇小文，当然无法勾勒鲁迅的全貌及其丰富而隐秘的内心世界，只能挂一漏万地谈谈他的侠骨与柔肠，以期从一个侧面略显其神采。

侠肝义胆真豪杰

所谓侠骨，常指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性格和气质。电视剧《水浒传》里《好汉歌》中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以及人们常说的“仗义执言”“拔刀相助”等，大约体现了民间对豪侠义士的印象。

鲁迅年轻时就确立了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颇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侠肝义胆。1902年，21岁的他留学日本，曾写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篇，誓言要唤醒和改变风雨如磐的故园，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首诗，首开鲁迅以笔为剑刺破笼罩中国夜幕的先声，表露他年轻时确立的人生目标和志向，为其毕生执著追求、不懈奋斗奠定了基调。

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最具实力和实绩的主将，鲁迅的豪侠义举首以小说和杂文为武器，向封建“铁屋子”发起勇猛冲击。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更以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揭露封建社会“吃人”本质，控诉宗族制度和传统礼教对人精神的戕害。他随后创作的《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祝福》等作品，尤其是1921年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阿Q正传》，通过对社会底层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描写，将他们不幸的生活遭际、麻木的精神状态、悲凉的命运结局和盘托出，生动而精准地刻画出当时国民的魂灵，寄寓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和愤懑。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如果说鲁迅小说是驱散社会阴霾的长枪大炮，那么他的杂文则是刺向旧营垒的匕首投枪。翻开鲁迅十多本杂文集，犀利的评论、无情的批判、不屈不挠的论战，“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的锋芒英气逼人。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里刻画的“真的猛士”的形象，可以说是鲁迅作为文坛斗士，为民族和社会改良进步“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写照。

更为可贵的是，鲁迅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升级，他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发表在《京报》上，支持学生正义斗争，后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教育部佥事职务。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他因撰文抨击段祺瑞政府罪行而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远赴厦门。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他以中山大学教务主任身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被捕进步学生，遭遇掣肘而愤然辞职。1931年1月，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杀害，他不仅义愤填膺地吟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诗句，还写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多篇文章纪念，尽管面对受牵连遭追捕的威胁仍无所畏惧。

如此豪侠义举，在鲁迅可谓指不胜屈。以其对世事的洞明，他完全知晓做此类事的后果，也完全可以躲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或安心在校园里教学和写作。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目的如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所说：“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中国及青年一代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正是有着这样坚定而崇高的信念，他临终前在《死》这篇带有遗嘱性质文章的最后，以豪侠义无反顾的语气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柔肠百转见真情

不过，鲁迅绝非只有刚毅、冷酷、严峻、硬气的一面，他作为眼光深邃、情感丰盈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也有宽和、热情、怜悯、柔软的一面。并且，他柔肠百转的细腻和情深，与其侠肝义胆的刚强和勇毅一样鲜明突出，恰如江河水流，既能平缓如镜，又能汹涌澎湃，只是因时因地不同却又源自一体，既彼此衬托又相互为用。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对人对事责之深，往往是因为爱之切；而对其爱之切，则多半会责之深。鲁迅诗词里许多夫子自道的名句，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等，无不深切地呈现了他兼具侠骨与柔肠的人格和性情。

与鲁迅交往颇多的记者曹聚仁，在其1956年出版的《鲁迅评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迅和弟子孙伏园一次到陕西讲学一个月，得到300元酬金，鲁迅和孙伏园商量：“我们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随后，鲁迅得知陕西易俗社经费紧张，就决定将这钱捐出去。西北大学的工友照顾非常周到，鲁迅也决定多给他们一些酬劳，但其中另一位也来讲学的朋友不赞成这样做。鲁迅当朋友面没说话，退而对孙伏园讲：“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从这件平凡小事一波三折的细节上，足以看出鲁迅不仅对人对事具有深广的同情心，而且精神上保持洁身自爱的高洁品德。

鲁迅的柔肠百转，还特别表现在他对青年文艺家的扶持及与他们的友谊上。他于1925年发起成立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为宗旨的未名社，热情推介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等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的作品，在文坛传为佳话。萧红、萧军、叶紫、艾芜、徐梵澄等青年作家遇到迷茫和困难，常向心中的偶像鲁迅求教。鲁迅尽管异常繁忙，但还是抽时间与他们通信和会面，为他们的作品写序并帮助出书。萧红、徐梵澄等人的回忆文章，字里行间无不透溢着鲁迅高大形象的亲切与温暖。尤为凸显鲁迅为人诚挚和深情者，当推他与瞿秋白的交往，以及瞿秋白死后鲁迅为祭奠亡友而表现出的超凡绝尘的风仪。

鲁迅与瞿秋白1932年才在上海初次相见，但交谈之下，彼此都相见恨晚。1933年盛夏，瞿秋白编选一册《鲁迅杂感选集》并作长篇序言，第一次对鲁迅及其杂文作出客观、准确、全面的阐述，对鲁迅的创作历程和思想演进轨迹，作出清晰的梳理和精当的分析。鲁迅作为变革时代创建新思想和新艺术范式的一代高才，时有单骑绝尘、知音难觅的孤独和寂寞。他读了序言，大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动、欣喜和快慰。他挥毫写下饱蕴深情又别具境界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送给瞿秋白。

1934年年初，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奔赴江西苏区工作，临行前特地到鲁迅家中道别。鲁迅依依难舍，长谈至深夜，坚持留其在家过夜。他执意将床铺让给年轻近20岁的瞿秋白，自己则睡在地板上，以表尊重和惺惺相惜之情。谁料此次惜别竟成永诀。1935年2月，瞿秋白转移香港的途中，在福建长汀被捕，而后慷慨就义。噩耗传到上海，鲁迅悲痛欲绝。他跑到冯雪峰家里激愤地说：“我决定编一本秋白的作品集，作为一个纪念，一个抗议。一个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此时，鲁迅的肺病已经比较严重，离其1936年10月去世仅剩一年多时间。但他以抱病之躯，坚持工作，把瞿秋白的翻译文稿一一整理编选成两大卷近60万字的《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诸夏”指全国民众，“霜”取瞿秋白原名瞿霜之字，“诸夏怀霜”即寓意全国民众怀念瞿秋白。《海上述林》编妥后，许多印刷厂怕惹麻烦不敢承印。鲁迅找同乡老友、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帮忙，在美成印刷厂打出纸型，然后托友人内山完造辗转送往日本印制。此书用重磅道林纸精印而成，配有玻璃版插图，以皮革镶书脊，书名烫金，极为精美。

鲁迅晚年居住在上海，高强度不间断写作所得稿费和版税，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可以说每一个铜板都是其呕心沥血的结果。《海上述林》不论是编选校对、装帧设计，还是购买纸张、联系印刷，包括广告拟定、推广宣传，全是鲁迅亲力亲为，一手包办。这不仅需要承担不小的经济压力，更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对于一位重病缠身且肩负家庭生活重担的文人来说，如此付出意味着什么，鲁迅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义无反顾，知其不宜为甚或不可为而拼力为之。这种几乎是赔上身家性命、不图回报，只为祭奠一个逝者的奉献，世间几人能够做到？

嗟乎！古有“季札挂剑”之美谈流传青史，今有鲁迅为亡友编书之佳话谱写新篇，其“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深情和厚德，能不令人感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