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单大圣

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就业群体。今年以来，受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出国留学和创业受限等因素叠加影响，社会对高校毕业生需求收缩，就业门槛抬高，招聘、考录、就业服务等工作受到严重影响，高校毕业生求职困难增多，就业形势严峻复杂。这种情况如果延续到2021年，就业供需关系将更加紧张。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不仅导致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而且可能强化“读书无用论”观念，进一步影响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必须高度重视。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本质上是青年就业难，这主要是由青年阶段人力资本供给和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决定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对我国来说，看待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除了要看到青年就业难这个绝对因素外，还要看它是外部偶发因素扰动加强后的短期事件，还是经济体系内生动力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导致的长期需求萎缩。应当看到，背靠10亿级人口规模的庞大国内市场，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很强的韧性和巨大的回旋空间，目前已经进入快速恢复的轨道，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这仍然需要充足的、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虽然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突破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从总体上看，本科层次以上的人才仍然是稀缺的人力资源。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0.5年，而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而且，服务业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多数服务业具有人力资源密集特征；制造业逐步向中高端升级也要求提升人力资本层次。因此，中国高等教育不存在供给过剩和负担沉重的问题，相反，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普及范围、实现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是保持经济竞争优势的关键。但是，要把人力资本规模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还必须解决充分就业、供需匹配的问题。

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供需不匹配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尽管就业压力大，社会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岗位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虽然供需错位是人力资源市场的常态，但是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暂时的，而是在局部呈现为一种长期现象，尤其是适应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的高端研发人员、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和技术工人短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究其原因，既有劳动力市场发育不成熟、制度性分割的体制因素，即人为地划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形成泾渭分明的身份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政策，也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质量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就业考验的不只是毕业生的素质能力，更是对学校教育的检验，这种检验是全方位的。有关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匹配外，责任感、进取心、创新精神、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的短板也更加凸显，这反映出高校乃至中小学校在人才培养理念、结构、内容、方式等方面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背后有深层次的教育体制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用人单位的招工决策和毕业生的就业选择都是自主、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除了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开展就业指导服务外，也要深化体制改革，纠正人力资源市场的错配，同时要在就业促进方面实行必要的公共政策干预。今年以来，政府出台了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和专升本规模，以及引导企业稳岗扩大就业等各项政策措施，效果明显。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还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大对贫困学生、残疾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的就业帮扶。这一群体普遍社会资源较少、社会资本较弱，在求职时处境不利，也容易在人力资源市场遭遇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他们的就业难往往呈现累积型特征，即在初次就业不利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能力、语言能力退化，个人与社会疏离，加上用人单位的刻板印象，导致市场化就业难度越来越大。政府和高校要重点关心帮助这些学生，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提供持续的就业指导服务。同时要加强监管，清理并纠正劳动力市场的学校、学历、性别、地区歧视。

第二，进一步消除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体制性障碍。在当前区域发展格局下，大中城市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区域，要按照建立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要求，围绕人事、劳动、户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制度，消除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因素，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进一步释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潜力，实现人力资源最优配置。目前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到以核心大城市扩张为主要形态的都市圈化阶段，由于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和资源禀赋的变化，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优质人力资源的持续流入和常住人口的不断增长，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一些特大城市逐步突破对常住人口规模的严格限制，放宽大学生落户条件，以优化人口结构，这为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还要进一步消除阻碍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壁垒，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简化程序，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加大税收优惠、创业培训、担保贷款、资金补贴等支持力度。

第三，充分释放新经济形态创造的就业机会。近年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的数字经济异军突起，改变了工厂制下的就业组织方式和劳动关系特征，形成了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经济形态。新经济形态的就业容量大、门槛低、机制灵活，优化了就业供需关系，也催生了许多新职业、新岗位，越来越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增长点。要顺势而为，研究与新就业形态相适应的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就业扶持政策，进一步简化新经济的创业手续，在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更优惠、更灵活的支持，最大限度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第四，充分发挥政府的“稳就业”职责。在经济下行周期，政府要用好各类政策工具，发挥好“稳就业”功能，比如可以通过调整招生政策延缓供给压力，也可以通过直接用人、购买服务、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用人等方式，在稳住现有岗位的同时，扩大对大学生的就业需求。政府作为用人主体，要主动大力挖掘公共部门用人需求，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发挥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充分发挥国家公共工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投资项目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功能。高校亦可设立人才库，根据项目需要设立一些短聘期、实践性、开发性的工作，既解决技术攻关问题，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缓冲期。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大企业、国有单位、公共部门虽然可以保障人才流动的稳定性，但是相较于高校毕业生规模，这些单位的就业需求和政策性岗位是十分有限的。数量众多、行业分布广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才是社会用人的主体，因此要加大帮扶力度，给予中小企业制度化、系统化的政策支持。目前，制约我国农村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是人才短缺，我国仍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优质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导致农村对公共服务人才的吸引力持续减弱。要充分发挥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优势，在激励政策和创新机制上下功夫，出台含金量高、更有力度的支持政策，通过形成城乡间有梯度的待遇结构、实行灵活的用人方式，使高校毕业生成为补充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的主渠道，实现人力资本高效配置和农村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

第五，从整体上谋划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向儿童早期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倾斜。要将德育贯穿各级各类教育全过程，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日常品德习惯养成。高中阶段是学生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要形成人才供给多样化局面，必须鼓励高中多样化发展，包括发展职业高中、综合高中，扩大选课走班，为学生个人成长提供丰富的选择。要实现人才供需匹配，必须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主体作用，要以高校招生体制改革为抓手，克服“千校一面”的弊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支持高校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每所高校都要抓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个核心，及时回应社会就业需求，动态优化学科专业、教学内容、知识体系，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建立校企合作对接平台，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规格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人力资源市场的匹配度。扭转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发展思路，加大对中西部高校的扶持，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凝练办学特色，实现分类发展。相对于产业、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人才规格的变化总是缓慢的、滞后的，单纯的学校教育、一次性教育远远不够，只有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才能跟上社会的步伐。要按照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努力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全社会创造人人、时时、处处可学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