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研究员）

民间传统手工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蕴藏着深厚的中华文明基因。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统手工艺具有更强的商品属性，也因此在当下的消费社会面临更加复杂的生存环境。其中，知识产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工匠合法权益的保护与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问题及其改善：工匠的行为变迁史

民间传统手工艺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也正因此往往成为商品交换的重要对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进一步融入开放性的市场环境之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由此逐渐凸显出来。客观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发展相对粗放。在巨大利润空间的诱惑下，大量民间传统手工艺企业走上了肆意扩张的道路，在短期获利的同时，也埋下了知识产权的隐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便是安顺蜡染。作为贵州民族旅游工艺品的代表之一，安顺蜡染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驰名中外，受到世界瞩目。在此背景下，大量工匠开办的私营蜡染企业和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由于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工匠习惯于抄袭市场上流行的蜡染图案，复制蜡染作品。这一情况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了安顺蜡染的发展危机。当时，安顺举办了首届贵州蜡染艺术节，全球商户云集于此，却发现参加展销的产品千篇一律，毫无特色。自此，安顺蜡染的声誉严重受损，市场前景逐渐灰暗。更让人心痛的是，企业和作坊在相互抄袭的情况下无法靠产品取胜，只能打起价格战，最终两败俱伤，至20世纪末，绝大多数蜡染企业和作坊都因此倒闭了。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行业困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缩影，由于工匠们缺乏知识产权守法和维权意识，民间传统手工艺的恶性竞争并不鲜见。

2005年，中国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民间传统手工艺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工匠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在参与市场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客观而言，工匠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最初仍然较为淡薄。一方面，一些工匠缺乏职业道德，仍肆意抄袭或侵占他人的工艺作品。笔者在调查时发现，有工匠以收藏为名，从其他工匠手中购得精美的工艺品，却盖上自己的名章向外界展示销售。这种行为虽受到同行的严厉指责，但并未受到法律的惩罚。另一方面，一些工匠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守法意识，无意中对他人的作品形成抄袭。笔者在调查中曾遇到一位以销售手工蜡染工艺品为生的非常善良的阿姨，她习惯于在生活中收集各种蜡染图案，发现心仪的图案后便临摹手绘出来，进而完成创作，但她并不知道这是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犯。这两种情况都是当时工匠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的典型表现，也反映出民间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

幸而近年来，工匠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已经得到明显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工匠开始注重个人作品的保护。有的工匠开始在作品上加盖个人名章，但这种处理的保护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相较之下，一些工匠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为个人的创作提供保障。2018年，笔者到安顺蜡染工匠伍德芬家中调查，她正在运用布依族蜡染的传统图案制作一套床上用品。她要求笔者不要拍照，也不要对外传播，她制作好后会马上申请产品设计专利证书。可见工匠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正在发生变化，伍德芬只是众多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工匠之一。现在，笔者在各地调查时愈发频繁地看到店面中摆放的产品设计专利证书，这反映出近年来工匠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也是国家多年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成效的体现。

难以维权：知识产权保护的瓶颈

客观而言，目前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卓有成效的，但也面临着新的瓶颈，亟待多方努力来寻求突破。

这一瓶颈就是工匠虽然有维权意识，却缺少维权的能力。贺某是天津市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精湛的手工技艺，他曾向笔者讲起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遭遇。贺某曾经创作了一件获得过大赛银奖的工艺作品，他对这件作品非常珍惜，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将署名非常隐蔽地嵌入作品之中。某天，他意外发现自己的作品挂在了某家店铺的橱窗里。他上前理论并指出了作品中自己隐藏的署名，要求店家下架。问到为何不运用法律武器维权，起诉店铺，他无奈地讲，自己缺少法律知识，打官司意味着要花钱聘请律师，还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店面的营收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影响，这些成本远超维权获得的补偿。这让笔者恍然大悟，工匠们虽然有维权的意识，但是维权的道路仍然充满艰辛。

贺某的遭遇也是当前大多数工匠面临的问题。打官司所产生的时间、人力与财力成本让他们视诉讼为畏途，而诉讼无形中造成的个人收入损失更是他们难以承担的。因此，“无讼”也就成为他们权衡利弊后无奈的选择。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伤害，更是对民间传统手工艺市场环境的破坏。倘若此种选择成为集体性的逃避，民间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便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无法发挥应有的法治效果。

综上所述，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已经能够在法律层面确立工匠对于个人创作作品的法律权益，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应停留于立法实践层面，还应进一步拓展到法治实践层面，从司法和执法两个角度为工匠的合法权益提供全过程、系统性的保障。

以何维权：知识产权保护的下一项重任

面对上述困境，如果能够对工匠的维权提供全过程的支持，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将进一步提升法律效果，这需要成为未来工作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当前一些区域已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司法与执法方面采取创新性的举措，这为民间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其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持续完善法律援助渠道。工匠自身维权能力的不足决定了他们亟需专业律师团队的支持，而法律援助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广东省已经通过省级非遗保护中心和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合作，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援助律师团。这一团队为传承人提供法律咨询、项目辅导和个案援助等多项支持，这些正是工匠迫切需要的。若能将这种法律援助律师团的经验提炼并复制，或将能够为我国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全局性的助力。

其二，可以尝试建立并完善专业性的调解委员会。当工匠们不希望通过诉讼方式维权时，专业性的调解委员会便可成为他们解决纠纷的另一种选择。当前中国专业性的调解委员会已经走向成熟，例如交通纠纷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也已经有了初步的基层探索。2023年，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雕刻）司法服务和保障中心，下辖堂邑镇葫芦非遗文创产业调解委员会，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法实践的有益尝试。若能在此基础上探索适用于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专业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与制度章程，或将为保障工匠的知识产权提供更多选择。

其三，需要提高普法宣传的精准性。普法宣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一项常态化工作，但是在基层实践中往往存在受众精准性不高的问题。部分省市已经注意到普法宣传的现实困境，并通过法律援助律师团等多种组织，针对传承人的现实需求提供相应的普法宣传服务，这种尝试值得推广。普法宣传虽然面向的是最广泛的民众，但是对于工匠等特殊群体，普法宣传的内容和方式都需要作出针对性的调整，这样才能增强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让他们在被侵权时敢于维权，善于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