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雨水多。稠密的细雨,容易勾起回忆。

记得那年,也是春雨绵绵。我沿着那条去谈家桢先生家的老路,骑车直行,由单位所在陕西南路左折,走茂名北路,至长乐路右转,穿过那条有丰子恺先生故居的大弄堂,又回至陕西南路,下车推行几十步,就到谈家的那条弄堂了。人生走过的路太多,能够一直记在心里又不时引发回忆的路,这是其中的一条,也可以说,这条路是我个人专属的一条通往美好回忆的路。

进单位后10多年中,一周至少去一两次谈先生家,在我,既是工作任务,又下意识地自视为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其中既有去见父辈的惬意,又有去接受耳提面命的带点惴惴的喜悦。每一次去,暖风拂面,花香鸟语伴行,那种由心而生的轻松感,在谈先生离去后再难重现。

记得是在一个雨天,在谈家书房,谈先生用举重若轻的口吻介绍那次针对教育改革建言的经过,慢慢地,把我带入了一个老科学家心系家国命运的精神世界。那年,谈先生进京,代表多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言,受到高度重视,其中多有振聋发聩的恳切之言:

现在我们的家庭结构,不少是4︰2︰1的比例,也就是说,父母双亲,加上父母双方的父母,六个长辈围着一个孩子转。这样一来,有许多孩子在自己家里就像一个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点劳动习惯都没有,动手能力很差。……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要通过美育教育,使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自觉识别美与丑、健康与腐朽,做到心灵美、行为美和语言美。

回顾过去高等学校办学的弊病,可以用四句话通俗地加以概括:综合不综,博士不博,奶油蛋糕,卖条头糕……

我在1988年进入民盟上海市委机关后,接受的一项工作任务,是担任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的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的文字助手。记得第一次去谈先生家,是由机关一位老同志带着去的。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其时谈先生刚收到一份来自基层群众关于宾馆不正之风的投诉,谈先生有一种义愤填膺、拍案而起的气势。他向我们叙述此事时,因激动而从座位上站起,在室内来回走动,不停地挥动着手,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慨和要将此事关注到底的决心。我吃惊地感到,站在我面前的更像是一位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过的邻家老伯,正用着寻常百姓的口吻,为路见不平而鸣,为匡扶正义发声。许多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当时情景,总会莞尔而笑。当好一名人民公仆的前提,正是要怀揣平民之心、心忧百姓之忧,当了“官”的大科学家谈家桢先生,就一直保持着那份平民的本色,当官不像官,从来没有脱离过老百姓。谈先生的平易近人,从复旦大学师生,到民盟盟员,甚至他生病住院期间遇到的医生护士,所遇之人,尽为口碑。跟谈先生相处10多年,我体会尤深。

去谈家时间长了,谈先生和夫人邱医生都把我当作自己家人,每次去谈家,邱医生总是端出热茶和糖果,让我觉得像是小时候走亲戚一样;平时谈先生家有装灯泡、查保险丝的活儿,我也跟谈先生的学生一样,熟门熟路地由邱医生指挥着操作。有一年,谈先生去浙江几所大学访问,与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相遇,张浚生送给他一套《香港文汇报》,上面连载了我的《毛泽东与赵超构》一文,是张浚生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时保存的。谈先生兴致勃勃地拿给我看,还说:“我可以借给你回去看,但你要还给我的!”那神情,就像小时候母亲珍爱地为我保存每学期的学习成绩单一样。

2008年11月,百岁老人谈家桢驾鹤西行。记忆是一种慢慢的积累,往事历历,不时地会在我心头激起微澜。

前两年我坚持走路锻炼,有一次,从上海图书馆回去的路上,我坚持要由淮海中路经陕西南路折回,心里想着的,是要去谈先生家那栋老房子前看一眼。当我站在那扇黑色的铁门前时,心中突然热浪涌起,想象着按铃,想象着那位略微驼背的保姆笑眯眯地来为我开门,想象着走上楼梯时,楼上书房里传来的谈先生熟悉的宁波口音:“是蒋(张)光武啊!”……

谈先生,我想您了。

我知道,今生今世,您的形象、您的声音,一定不会离我远去,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