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3年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写了三所学校,都是财经、师范类专科学院,发榜时却出乎意料,被辽宁大学中文系录取。当年辽大把授课教师分成四等,我们觉得十分新鲜。中文系有三位教授、二十几名副教授,私下议论时,我得知高擎洲、张毓茂二位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同属一个教研室。七年中,从本科时的必修课、选修课到研究生的专题班、答辩会,我常请益于两位前辈。教庭之外,他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承担学术角色;又先后在民盟辽宁省委及辽宁省政协担任社会职务,由亲身所见所知发声行事。两人将教书思考的乐趣保持了一生,笃行不倦。执弟子礼的我们即便走出校门,仍喜欢向师长求教,或呼朋唤友、携妻带子去看望老师。更经常的,是交流见闻,评说谈天,祝寿道喜,可谓多年师生如父子了。

张毓茂老师为我们上过百余人的年级大课,也指点过三两弟子讨论研究,还把昔日师长、室友同窗请来做讲座,使边疆学子有机会领略王瑶、费振刚、张炯、孙绍振等名家风采。王瑶先生的平遥普通话难懂至极,给我们学生留下的深刻印象倒是他自得其乐的呵呵笑声,手托烟斗,一边讲一边笑,神情和气。孙绍振围绕其《文学创作论》谈陈陈相因之弊,对批评界这样的风气他不愿附和,亦不敢苟同。谢冕称孙绍振是“一道奇美的风景”,张炯夸赞其为“绝顶聪明的才子”。张老师的讲授也颇有特点,常在嘻嘻哈哈的自嘲间与貌似刻薄的质问中,点拨着文学和人学的本来。

20世纪80年代末,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呼吁重写文学史,受此启发,张老师领衔辽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开始了《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的酝酿与写作。课本里没写的,教材中回避的,讲坛上不宜深说的,在师生辩难答问间切磋往来。张老师在课堂内外的一阵阵神聊海侃,看似野马脱缰,那才是别处听不来的思想火花呢,欲陶冶学养襟怀,听闲扯漫谈最为受益。他的语气神态、表情动作,兴会神交,成为师生间最深刻的记忆。正如林风眠指导畏手畏脚的学生时笑眯眯地说“乱画嘛”,宗白华身体力行提醒弟子“放开胆子写,不要怕”,平视眼光、平常心态,平和面对消长进退,成为母校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堂上下的主旋律。1980年代,大陆学术界鲜少提及张爱玲、林语堂等人,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以张爱玲创作为题的硕士论文,在张老师的指导下阅览了大量境外参考资料。宽容开放的高老师、张老师勇于讲解尚处禁区的作家作品,使弟子们明白了真正的教育过程充满各种差异,不确定、不完整的碎片往往潜藏着宝藏。在文化土层稀薄的关外大地深耕细耘,主编洋洋大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更是张老师精彩得意之笔,实为黄钟大吕之声。

从高擎洲、张毓茂两位先生口中,我了解到民盟组织中贤长云集。张老师称呼民盟中央主席、长自己近10岁的丁石孙先生为“校长”而不是“主席”,丁先生1984—1989年任北大校长,此前已在清华、北大讲授数学30多年。在民盟几次高等教育研讨会上,他都倡言科教兴国的重要性。晚年不良于行的丁先生,在学生辈的张老师在北京住院时,坚持坐着轮椅前往探望,令张老师感愧交加。除丁先生之外,民盟还有诸多大家。“真正站起来思考”的季羡林,由闻一多亲自介绍入盟的王瑶,主编了《中国文学史》的袁行霈……

中国民主同盟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成立第一个省级地方组织——民盟云南省支部,其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上刊载了诸位民盟先哲的扪心诘问和睿智作答,云南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推出合刊本,方便集中浏览,撷其精华。我曾购入一套,潜心阅读。在书中,楚图南指明教育的真谛:“教育是传递人类的生活经济,和寻求正确的知识,发现真理的机关。而世界上的真理,只是一个。”李公朴读史有得:“吾辈追求真理,认识真理,抱着真理,为民族、人类服务,有什么疑惑呢?”闻一多袒露心声:“这只拿了一辈子粉笔的手,是可以随时张开给你们看的。你瞧,这雪白的一把粉笔灰,正是它的象征色。”潘光旦痛感教育之弊:“教育一个人就得把人性的经纬诸端都教育到了,否则,结果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这些箴言启发了我,指引我探寻前路,他们亦是我的民盟先师。

吾生有幸,在求知向学的80年代,师承民盟贤长,及门受业于尊师。“师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无功。”离开校门30多年,一生的编辑工作也接近尾声,白发门徒回望先师教泽,懵懂茫然间,学有所得,寻思渐悟。先师嘉惠,不知凡几,鲁钝愚顽后学如我者,难窥夫子之墙,不能承其万一,只有恒久感念师表前贤。景师德,报师恩,文脉瞩望,美誉留芳。唯愿踏实地,勤补拙,走出榛莽蛮荒,沿路掬馨香一瓣,不敢自满,终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