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编辑《房山文艺精品大观》，我便想到要找出好友张振乾的作品。翻箱倒柜一番之后，收集到手，陷入回忆——

我俩都属兔，他生于1951年，我则是1963年，相差整一轮。与他相识，是1985年。当时他搞新闻写作，我搞文学创作，被同时调入房山区政协。报到那天，我在楼道里碰上他，相见匆匆，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长得很美，身姿也潇洒，用时兴的词语形容，绝对是“玉树临风”。

那天中午我们小酌，他善饮，语锋直爽，我也如是，有一见如故之感，便商议一同干一件开创性的事，于是创办了《房山政协报》。报纸每月一期，采、编、校、印、发行都是我们两个人，白天都有各自的事务，那就用晚上的时间，商定每周的一、三、五住单位，把业余时间用于办报。

这份报纸上的文章几乎都是我们自己所写，用了许多笔名。我们的忘我投入，把政协的宣传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使房山政协的对外影响急剧提升，名列北京市各区县前茅。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居功自傲，每到年底评先进总是评他人，即使有晋升指标也不争执。我们没有当官的愿望，只有干事的热情，位卑却很快乐。日常工作，业余办报，整天忙碌，但一点也不觉疲惫，还觉得应该做得更多一些，于是开始进行家乡主题的文学创作，要用自己的笔把家乡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杰出人物悉数写出来。我们陆续合作了三本书，报告文学集、散文集、小说集各一。我在其中一本的后记中写道：

我们并没有奢望，也不怕被文场的大家所鄙薄。我们生在房良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要首先在这块“母土”上留下足迹，然后，才能走向远方。而且笔下的一切，都是友谊的印记，因此，我们格外珍惜。

我们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一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性情，均率性温柔，重情重义；二是我们有共同的人生追求，不求物利、不慕功名，只求心灵的自由伸展，过一种豪迈的生活。

一同工作，一同做事，自然而然地使我们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在单位办报的夜晚我们形影不离，即便是回到家里，常常也是筷子刚刚拿起，就听到了对方的敲门声，赶紧让家婆再添置两个小菜，一起畅饮。久而久之，双方家庭成员都互相熟识。一有家事，就共同承担；一有来客，就共同接待；一有外出，就结伴而行。

后来，他被外派到良乡镇任宣传部部长，比我先一步走出了政协的大门。他并不看重这个职位，觉得我们的友谊才是合乎本性的大事，就去区委组织部斡旋，未获允，只好悻悻而去。他走之后，我一人难以支撑《房山政协报》的编务，遂停刊。我比原来清闲了许多，就投身于文学创作，成就渐渐地比他大了起来。

虽身处两地，但我们的心还是紧紧地连在一起，我每有新作发表，他都要同我煮酒论文。这时他因为杂务缠身，顾不上文章的事，心有不甘；但他又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不喜欢的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两年之后升职，跟文学的关系就更远了。我在文坛上有了自己的位置，他真诚地为我高兴，主动帮我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事：我父亲患了癌症，诊费颇巨，他经常送来钱物，帮我渡过难关；我三弟娶亲，他也帮我操持。他是在充当长兄的角色。他这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以文为贵，但不以文为业，而你既以文为贵，也以文为业，不要分神。”

1996年，我被外派到一个乡镇当了乡长，他则改任房山区旅游局局长。我们的交往又频繁起来，饮酒的时候，他会意味深长地笑，嘟囔道：“嘿嘿，史大乡长。”我知道他的意思，一个文人却要去当一个事务性的官，他觉得好笑。

后来，单霁翔先生到房山任区委书记，让我回区里组建文联，把房山区的文学艺术搞起来。振乾得知，比我还兴奋，说，“早该如此了！”他后来也被调回了区直机关，任史志办主任。我也调侃道：“你也早该如此。”他却面色阴沉，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罪臣’遭贬。”大有不平之气。事实上，他的旅游局局长当得非常称职，使当地旅游收入翻了两倍还多，但他不愿舞弄注水数字，夸大政绩，故有此境遇。追究根源，是他的正直性格和文人本色所致。

这一时期我们又恢复了每周一、三、五晚上聚首的习惯，不同的是，那时我们共同办报，此时是喝酒漫谈，痛斥人间不公。他是一个饱有激情的人，而史志办整天跟故纸堆打交道，不合其兴趣，但他又不肯尸位素餐，遂有很深的痛苦。此时区里有文件，满30年工龄的干部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他提笔就写了申请。单霁翔先生曾试图挽留，他却不愿给别人留下议论的话柄，终是办了退休。

他后来“下海”经商了，有人说他早给自己找好了退路，才有那么坚定的决心。作为朝夕相处的知己，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当时尚没有“下海”的念头，真正想干的还是与我一道从文，在文字里尽洒快意豪情。他是自断后路之后，在自尊心的驱动下弄假成真。至今他仍在“海”里，且拍岸击水游刃有余，业绩不俗。不过，在“海”里畅游久了，就再也没有坐下来的耐力，他与文字渐行渐远，直至彻底告别，以至于对自己留下来的文字也十分漠视。

现在看来，我们俩虽然都属兔，但性情上还是有大不同。他决绝，我优柔；他耿介，我敦厚；他拿得起、放得下，我则左顾右盼，顾虑太多；他眼里不揉沙子，我则一切逆来顺受。因此，他是一条响铮铮的汉子，我则是一介唯唯诺诺的迂腐书生。

后来，单霁翔先生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相对的超脱，使他想起了房山的贾岛故居。他推动各方，要在这里建一座贾岛纪念馆，要我搞展陈内容设计。多年不见，一见还那么自然亲切，他居然与我热烈拥抱。在饭桌上，我真诚地敬了他一大杯。他小声问我：“振乾现在怎么样？”我说：“他很好，成了大款。”他说：“那很好，你替我捎个话，问他好，告诉他，挣钱固然好，但要注意身体，算来他也是六十好几的人了，不年轻了。”那一刻我生出许多唏嘘，想如果他也在场该多好。但衡量事情的利弊得失，没有非此即彼的简单标准，只要本心仍在，便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