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十六七岁，孙师傅40多岁吧。我在铆工组，他在翻砂组，干活虽不在一起，我们却成了朋友。

人和人成为朋友，说不出道理的。下了班，我们一起去工厂澡堂洗澡，互相搓背。他说：“我也就是和你，和他们糊弄两下就完了。你会搓。”

他很在乎洗澡搓背这类小事，就像他很在乎抽烟一样。他似乎总是蹲在单身宿舍的床边，靠着床帮抽烟。他慢慢地卷好烟叶，卷的烟松紧恰好，不会一点就烧掉半截，也不会抽两口就灭掉。抽烟的时候，他像在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匀匀地猛吸一口，便半闭着眼睛，过好大一会儿才缓缓地把烟吐出来。他在仔仔细细地享受烟草带来的刺激和轻松。这时候我不好意思跟他说话，生怕打扰了他这么正经八百的享受。

抽完了烟，他还是这么蹲着看书。翻砂工整天蹲着，习惯了。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一类的书。看得很慢、很仔细，好像每个字都得琢磨琢磨。他看的书从不借给我，嫌我太拉胡，怕我把书弄坏了。我的书他倒是经常借去看，看后还发表评论：“《红楼梦》不好看，除了吃饭就是过生日。《三国》好，那里头有多少计谋啊！”话虽这么说，《三国》里的计谋他是学不会的，他自己反倒会成为别人算计的对象。

翻砂组有个小痞子，在砂堆上捡了一只死猫，剥了皮，骗孙师傅说是只兔子，让他拿回去吃。孙师傅兴奋地跑到我们组来，让我晚上到他那里吃肉。那个年代有人请吃顿肉是老大的情分，但我和孙师傅之间用不着，有了好东西就在一起吃，主要是因为可以喝酒。

他炖的“兔子”肉极好吃，汤清，肉嫩，几十年过去了，那味道好像仍在嘴里。我们喝的是地瓜烧，这酒有一股带土腥气的甜味，喝多了会上头。用的是三钱盅，工人们喝酒大多用工厂发的搪瓷缸子，半斤酒也就倒半缸子，孙师傅却总是用三钱盅，还不干杯，一盅酒得喝好几口。看他喝酒，你会觉得每一滴酒都像琼浆玉液一样，须得仔细品味。我跟他在一起，不知不觉也喝得慢下来，仔仔细细地小口啜着酒，不过仍没有觉得地瓜烧好喝。一边喝一边说些闲话，当时觉得那是些极有意义极重要的心里话。后来看话剧《茶馆》，王掌柜去意已决时，常四爷来了，王掌柜说：“我正想找你这么一个人说说话儿呢！”我一下子就懂了。我虽然没有像王掌柜那样要自杀，却体会过跟老朋友说道说道的重要。古人说“一吐胸中块垒”，我倒说不上有什么“块垒”，只是觉得有个人能毫无顾忌地说说话是件极痛快的事情。每当说的时候都是极其郑重其事的。现在想来，那些话也没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有一个人能让你这样说话，因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离你很近。不知是后来觉悟了还是没了这样说话的对象，我近些年来在酒桌上一句正经话没有，至少是没有说心里话的欲望。

第二天上班不久，孙师傅神色慌张地跑来找我，说：“坏了！咱昨天吃的是只死猫。”我知道孙师傅是让人耍了。那个年头，年轻工人耍弄老师傅是常有的事。我说：“他还有吗？还有我还吃。”这倒不是故作镇静说硬话，当了几年工人，不知不觉地生出了粗豪之气，就没觉得吃死猫肉是啥事。于是孙师傅也就释然了，很得意地回去把这话跟那小痞子学了一遍。

我们俩还下过一回饭店。在我无数次下饭店的经历里，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回，因为此前从未下过。大概是在单身宿舍憋闷得太久了，星期天我们一起到市里去。到了市里也没啥好看的，就那几条街道，早看熟了。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会儿就往回走，走到501厂，饿了，孙师傅说下馆子去。

我们点了一个炒菜，几个馒头，什么菜不记得了，只记得肉很多，很香。是不是真炒得好，现在无从判断，那时候肚子里没油水，肯定觉得饭店的菜好吃。菜吃完了，盘子里还剩下点汤水，孙师傅拿半个馒头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他见我神色有点不自然——一个桌子上还坐着别人呢，那时候饭馆里都是拼桌，菜得自取，大多数时候是没空位的，你得看谁快吃完了，端着饭菜在旁边等着——就说：“这点油水也比咱食堂的菜好吃，扔了可惜。”

孙师傅平日很节俭，我们那里叫“仔细”。他一年到头穿工作服，就这样，他的工作服也穿不完，省下的带回家去。他家在济阳乡下，据他说那是个穷地方，全是盐碱地。他的节俭是不得不为，却不让人觉得穷酸气。他偶尔也会买点桃、枣子之类的水果吃，单身宿舍人来人往的，不大可能吃独食，有人进来时他会抓几个枣给人家，仅此而已。

我们的茶叶是工厂发的降温茶，谁也不当回事，但他的茶能一直喝到冬天。我有时买了两毛钱一包的丰收烟，给他一根，他会说：“你真不过日子，这是一顿饭钱。”然后就更慢更认真地抽起来。

他给我讲过一段经历，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他给国民党抗日将领王耀武当过勤务兵，可能也就是他十四五岁的时候。他说王耀武很威风，一到司令部，各色人等都慌忙传告：司令官来了。所到之处，人人立正敬礼，只有一个少校秘书安坐不动。他问那个秘书：“你咋不站起来敬礼？”那个人说：“他们都是他的部下，我是他的客人。”那个人是王耀武请来写字的，有人请王题字，都由他代写。那时候我还不懂文人风骨，却对这位少校秘书很敬佩。

1976年之后，为了让孩子接班，孙师傅提前退休了，先是去了一个乡镇企业，人家学会了技术就把他开除了，我觉得这事发生在他身上很正常。再后来他就回了老家，从此再无消息。

我常常想起他，是因为他身上有难得的从容气度。“从容”用于一个翻砂工人身上似乎不大合适，但我说的是真话。他不懂生活的艺术，却能在穷困之中欣然品味哪怕是很粗陋的生活乐趣。既不怨天尤人，也不白日做梦，只是很静定地活在自己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