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口号大国，放眼望去，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都有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口号。应当说，一些代表了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口号，比如“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等等，对于普及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有着积极意义。但有些口号，貌似表达了某种法治理念，却有违常识，极易使人跌入陷阱，不妨列举三例加以分析。 　


命案必破


“命案必破”是许多公安机关经常祭出的一句响亮口号，尤其是在治安形势恶化、民众人心不稳之时，该口号更是十分流行。 　　

所谓“命案必破”，无非是表达这样一种决心：出了人命案，“必须要侦破”、“一定会侦破”。该口号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几十年前曾经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种荒诞的思维逻辑。常识告诉我们，一起凶杀案能否最终侦破，取决于多方因素，绝非凭主观热情就能达成。纵观古今，放眼中外，恐怕很少有国家或地区敢于拍胸脯喊出“命案必破”，因为这句看似宏大的口号，说到底只是违背了客观规律的乌托邦。 　　

“命案必破”看似雄心万丈，但真相却是，或许某些地区在某些时段，可能做到某些命案必破，但决不可能所有地区在所有时段都能做到所有命案必破。正因此，“竭尽所能侦破命案”才体现了真正的理性，这一表述虽然没有“命案必破”那般豪气冲天，却是一种对民众真正负责的态度，而不是一剂虚幻的安慰药。 　　

事实上，民众也未必相信“命案必破”。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倘若被害人亲属以“命案必破”为由要求有关公安机关兑现承诺，而相关“命案”又无法“必破”，那么最终受伤的不仅是民众的希望之心，也必将损害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既如此，公安机关与其高喊“命案必破”这一虚无缥缈、难以兑现的口号，不如低调行事，扎扎实实地提高刑事侦查能力，以实际的成绩单告慰民众。如此，即便有些“命案”没有“必破”，想来也会赢得民众的理解。 　　

“命案必破”的口号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两大执法理念误区：其一，在“命案必破”口号的催促下，一些公安机关很可能滋生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执法心态，为了追求所谓的破案率，不惜突破法律禁区和底线，置程序正义于不顾，“节省”法定的办案程序，甚至人为地将错案办成所谓的“铁案”，这样的恶例在现实生活中已时有所闻；其二，为了保证“命案必破”，一些公安机关有可能将有限的警力、财力等资源全部投入到命案侦破工作中，却忽视甚至放弃了其他刑事案件的侦破和日常社会治安管理，如此，社会治安的整体稳定水平将随之大打折扣，而全体民众亦无法公平地享有治安资源。

现实中，往往还是上级公安机关提出“命案必破”的口号，并以此作为考核基层公安机关的指标。倘若只是出于督促下级积极作为的一片善意也就罢了，怕就怕这里边还包含着好大喜功、糊弄百姓的企图，如此，为了考核达标、追逐政绩而弄虚作假甚至制造错案恐怕也就难以避免。而这，才是最危险，也是最应该警惕的。


人民城市人民建（管、拆……），建（管、拆……）好城市为人民


“人民城市人民建（管、拆……），建（管、拆……）好城市为人民”——在中国的诸多城市，该口号经常以标语的形式，悬挂街头，书于墙壁，轰轰烈烈，气势浩大。

从词义上看，该口号表达的是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但问题是，“集中力量”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合法、正当的途径？“大事”又是否真正符合人民意愿？ 　　

所谓的“人民城市人民建（管、拆……），建（管、拆……）好城市为人民”，在不少地方已演变成敛取民财、损耗民力的幌子，一旦地方财力不足以支撑城市建设所需资金，政府部门便向民众“化缘”，以“人民”的名义强迫募捐、变相集资。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一种“集中力量”的场景：企业家不管经营好坏都要“被派捐”，公务员无论工资高低都要“被集资”，就连生活拮据的弱势阶层也难逃雁过拔毛之虞……不“交贡”行吗？当然不行，因为政府部门掌握着庞大的公权力资源，有制造“小鞋”的能力。 　　

“集中力量”并无原罪，但在现代法治社会，税收才是政府“集中力量”的正当、合法渠道，而民众已经履行了纳税的义务。于税收之外，打着“人民”的旗号，以公权力的威势向民众转嫁城市建设成本，看似冠冕堂皇、为民谋利，实乃滥用公权、损害民权。更何况，许多所谓的“大事”对民生毫无益处，不过是给地方执政者脸上贴金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这样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 　　

按说，“人民城市人民建（管、拆……），建（管、拆……）好城市为人民”原本只是一句经济领域的口号，但在城市建设、管理、拆迁过程中，公安、检察、审判等公共权力被不当“借用”的现象尤为严重，比如应政府要求，出动警察、司法力量整顿市容、驱逐小贩、“协助”拆迁等等，该口号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蜕变成了隐性的政法口号。 　　

前些年，湖南嘉禾拆迁风波中，当地政府打出的“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臭名昭著于天下，今天看来，这样的口号未免太过低级、幼稚、露骨，远不如“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拆，拆好城市为人民”之类更具欺骗性。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暴力城管、野蛮拆迁的悲剧事件，不正是以“人民”或“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吗？而其中，一些掌握着执法权、理应维护民权的行政、司法部门，也正是因此卷入了滥用国家机器、侵害民众权益的行列。这样的悲剧，同样不在少数。 　　

打着“人民”的旗号说事，如今已成为某些地方执政者的话语嗜好，但究竟是真心实意地造福于民还是以“人民”之名行侵权之实，实有泾渭之分。正因此，“人民城市人民建（管、拆……），建（管、拆……）好城市为人民”之类的口号还是慎用为好，最起码，地方执政者在亮出“人民”的旗号前，必须首先考虑清楚如何才能守住公权力的边界。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传诵了几千年的口号，无疑最具中国法制文化特色。被封建专制浸淫已久、法治传统极度匮乏的中国，历史上实在拿不出几句像样的法制口号，难怪偶尔闪出一点法制思想的火花，许多人便会将其捧为稀缺的珍宝，借古喻今，观照现实，试图以老祖宗的遗产推动当下的法治公平和社会正义。 　　

问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真的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吗？ 　　

应当说，诞生于封建专制时期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确呈现出某种进步。但也正是因为时代的局限，该口号仅仅将违法的“王子”列为“与庶民同罪”的对象，却将“王”本人排除在外——尽管历朝历代的“王”所犯罪行远比“王子”更为滔天。因此充其量，“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开明统治者的某种恩赐而已，是“朕即法律”的另一种体现，其本质仍然是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的话语表达。这就不难解释，青天如包公者，也就是胆敢砍了皇帝女婿陈世美的脑袋，却不敢、也不能拿昏庸的皇帝怎么样。更何况，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多时候只是“王”表演给臣下与子民看的矫情，历史上又有多少胡作非为的“王子”与庶民同罪呢？我们看到更多的只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权”，在现代法治社会，最应受到法律公正约束的应该是执掌公权者，而并非其子女。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先有官员老子的腐败开道，才有官员子女的仗势骄纵，而前者亦常常以包庇、纵容子女犯罪为能事，这已为大量鲜活案例所证实。由此可见，仅仅高喊几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但无济于事、舍本逐末，没有摆脱人治话语的俗套，而且有似是而非的误导之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真正应该喊出的口号是“王犯法与庶民同罪”、“官员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才是现代法治真正应该追求的方向，虽然长路漫漫，但只要坚守这样的理念，我们离理想的法治社会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