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给力了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两千多年前的哲人理念，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慰藉和温暖。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文明乘车我排队，礼貌让座我光荣”、“争做文明XX人”之类的标语在我们的城镇街头随处可见。然而当这些文明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需要不断耳提面命式的张布于市的时候，我们分明看出其背后的无奈和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

一份调查报告这样形容道：“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尽管这样的结论听起来会让那些尚有良知的人们感到耻辱和羞惭，抑或会让某些精英人士感到恼怒和愤恨，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却在不断地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事件来为其做注脚。

地沟油、毒奶粉、“我爸是李刚”一类，已经伤天害理，还有更登峰造极的“压不死就捅死你”，罪恶来的一次比一次猛烈。南京徐老太宁可冤枉好人找个“替死鬼”，也不肯让人白撞；淮安卖豆饼老太拾金不昧却被失主告上法院；至于8旬老人倒卧闹市无人管，不肯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等等，简直不值一提了。

一边是官方多年来大讲“精神文明”，一边是社会道德的持续败落，显然这个社会的肌体正在发生着某种病变，而这种病变恐怕不只癣疥之疾。

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文化。这些年来，“文化”这个词汇被拿来煎炒烹炸蒸煮炖，变着花样摆上这样那样的宴席，可无论哪一样都不是文化的味。当下，文化成了由头，成了摆设，而大多挟文化之名的东西其实离文化都很远，那样不堪的迎合俯就，比夜幕下的站街女还要急不可耐。歌舞升平的掩盖下，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文化的本真——世道人心。

无论举办何种富丽奢华的盛会，建造怎样时尚现代的设施，在举全国之力的优势下都易如反掌，难的是为民族记忆的背影留下一份应有的尊严。可当文化在被利用，反过来又成为批判和讨伐的对象之后，几千年“润物细无声”中滋养起来的人文湿地已经大面积沙化，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英明指导下，传统文化中被传续下来的，就只有顽固不化的官本位的那一套，而且，“那一套”已经实打实地变成了今天的“这一套”，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我爸是李刚”之间，虽历经千年跌宕，但分明是折断骨头连着筋。在“这一套”的体系下，公仆与主人的身份被偷换了位置，“公仆”一句话的事儿，却可能关系“主人”的一辈子。

还有那些叫做农民的“主人”，一句“城市化”，就使他们失去了家园，世代沿袭的传统生存方式已经无以为继，乡村空心化早已使农村社会失去了自我循环功能。土地撂荒、房屋空置、家庭和伦理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切构成了一曲无可奈何的乡土的挽歌。非洲草原上百万动物的大迁徙尚有明确的最终目的地，广大失地农民在离开乡土后，东奔西突却无枝可依。

城市文明的遭际同样是颠覆性的。权力意志同样左右着城市风貌，在“领导人工程”、“形象工程”的蔓延中，大拆大建几乎是城市躲不过去的宿命，一拆一建之间，是对传统与历史的割裂与误读。即便是“调整区划，街道不动”式的整合，我们失去的也不仅仅是一两个地名那么简单，我们失去的是感情和历史的积累。当无数承载着社会、历史、民族、地域风情的街巷、院落不复存在的时候，我们站在千城一面的街头，茫然不知身在何处，“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也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总之，在乡村失守、城市膨胀的过程中，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信念已经干瘪，文化要想“化”人显然已力不从心，惟有被急功近利之徒拿去做经世致用之术，由此想来，出现上述的种种现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近见有媒体载文言之：“文化给力中国”；而面对文化彻底屈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笔者且问一句：文化真的给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