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老记者，一辈子从事传媒工作，几十年之间，先后有两次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报刊服务。一次是1949年6月，我开始参与民盟中央的机关报《光明日报》的工作；另一次开始于1985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参与创办民盟中央的机关刊物，也是民主党派的第一个刊物《群言》，当了一年第一任主编，然后担任过多年的执行编委。


参与早年的《光明日报》


早在共和国成立以前，我曾两度在新闻界前辈胡愈之领导的新闻机构中工作，在他的提携下，我在思想和其他各个方面快速成长。1949年，胡愈老引导我参与他负责创办的《光明日报》。这份报纸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旨在推动民主团结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它创刊时的社论题目为《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它阐明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需要民主团结、共同奋斗的道理。这份报纸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传布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信息。

当年作为报社的工作人员，我衷心拥护报社的报道方针，尽力完成所负责的报道任务，其中大量就是有关于新中国民主事业发展的报道。就在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我被报社民盟支部吸收为新盟员，以后还被选为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那些年我心情舒畅，业务能力进步较快，一度被选为参与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曾参与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新闻记者的会议。

1957年“反右运动”爆发，由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成为反右重点，我由于主管国际报道，不涉及国内政治，也没有参与鸣放，未受涉右的惩罚，但是，在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的最后，我被定为“漏网右派”，被已经归文化部领导的报社清除，被下放到东北劳动改造，备受折腾20年。我在报社的这段工作经历，令我得到了重要的体会：我们国家封建专制传统久远，现代化事业进展不易，民主团结的呼吁还需持续尽力，记者的工作任重道远！

为《群言》工作多年


1979年，我的“右派”罪名被“改正”，终于返回北京，重新从事新闻工作。1985年民盟中央决定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创办机关刊物《群言》。我再一次由当时担任盟中央领导的胡愈之同志引荐，参与《群言》的创刊工作，成为第一任主编和编辑委员会成员。

《群言》作为民盟的新传媒，同早年主办的《光明日报》一样，以知识分子为服务对象，立意为知识界开创一个议论的平台。《群言》的名称源于胡愈之1979年所提《关于群言堂的建议》，他呼吁“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主张民主党派要“宣传民主，发扬法治，普及文化和科学知识”。

当年我和《群言》的执行编委及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起，力图把刊物办成“知识分子的群言堂”；我们为刊物设计诸多栏目，吸引知识界各种文稿，让大家为改革开放发表议论，提供建议。每期刊物都有一定篇幅用以反映文教和科技工作者的实际境况和思想感情，受到知识界及广大盟员的喜爱，一些国外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也可看到《群言》，这让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欢欣鼓舞。我们举办过多次征文，都取得了较热烈的反响。专题座谈是《群言》的一大特色，我们每月选择一个热点或重要问题，约请盟内外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言经过整理后，在《群言》上发表，不少意见和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这也是积极推进民主党派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一种工作形式吧。《群言》的创办和发展，让我从中感悟到前辈倡导的“开门办报”，确实是所有传媒成功的诀窍。

我为《群言》工作期间，由于同许多学者和专家多年交往，受到了难得的锻炼：一是有关民主和科学的理念得到提高，更加坚定了我荣辱与共、民主团结的政治信念和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二是虚心求教的心态有所加强。我感到办刊物应该以邹韬奋为榜样，只是我当年能力不足，学习又不够认真，工作效果实在相差很远。再说改进工作，传布社会科学的启蒙工作尤需加强，我一直殷切期待着宽松的文化环境。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曾两度为民盟中央的报刊服务，经风雨才见世面，收获颇多，教训不少。如今我们迎来民盟成立70周年庆，《群言》杂志经过26年的发展也成为颇具影响并深受读者喜爱的民主党派机关刊物。回顾这些往事，实在有太多的感慨，也有许多反思；现在记载下来，只作为初步的思考吧。 法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