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辞世前进行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是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钱老无法释怀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缺乏创新能力？所以，“大学创新”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题目。

我们这一代成长在“文革”年代，大学期间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但提起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涌现出来的灿若星辰的大师时，也能够随口说出一大串来——梁思成、钱钟书、朱光潜、张孝骞、朱自清、李四光、华罗庚等等。那个时代，大师们犹如甘泉一样相继涌现，而我们的时代不仅缺乏“大师”，而且越来越多的学术造假和丑闻被揭露出来。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的大学怎么了？在承认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寻求改进的方法方式应该不止一种，比如说批判丑陋的，弘扬美好的，或者兼而有之等等。我选择以弘扬美好的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

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健全人格教育的理念，教育以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受教育者为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努力使受教育者能够在体、智、德、美和世界观五个方面都得到全面和谐地发展。有人说，蔡元培先生的健全人格教育思想，改变了教育的根本方向，革新了教育的品格，启蒙了我国教育的现代转型。我认为，要想使受教育者养成比较健全的人格，还需要两个必备的先决条件：第一，教育本身必须具有相对健全的品格；第二，施教者自身必须具有相对健全的品格。

梅贻琦先生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至理名言众所周知。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梅先生从来没有被冠以“大师”的名号。但是，在他的任内，不仅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也因此被清华人尊称为 “永远的校长”。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准则，曾经深刻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留在大陆。他对自己在教学方面的要求之一就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从这“四不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治学的严谨和教学的严肃。因此，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期间，课堂上不仅学生齐聚，甚至像朱自清、冯友兰、吴宓这样的大牌教授都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他的课堂里。

蔡元培、梅贻琦校长和陈寅恪教授只是那个大师云集的年代中几位杰出的代表人物。阅读他们的传记，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师长们引领了他们，而他们赋予了那个时代的大学以精神和灵魂。

曾有文章对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作这样的划分：民国时代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中国初期大学——群体的改造，思想的归一；改革开放后的大学——无根之浮萍，无魂之器物。有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认为“二战”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历史境遇的复杂化，在全球范围内，使大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贵族的、学术的和自主的，走向了大众的、市场的和被管理的。在这种大趋势下，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历史变迁使得中国的大学也更具特色。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他既点出了现在大学的问题——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又提出了一所好的大学的标准——具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同时，还指明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利。

再来讲几个有关创新的故事。

其一，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军团所向披靡。但是，在一场剿灭一个他们认定不堪一击的部族时，却意外地遭遇挫折。原来，罗马军团和对手交锋不久，对手就集体“落荒而逃”。正当罗马军团志得意满地全力追击时，不料，对方的骑手们在策马前行的过程中，忽然扭转身躯，万箭齐发，把罗马人打得乱作一团。罗马军团败在了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箭术，也就是知己但不知彼。而对手出奇制胜的法宝就是创新。这是一个建立在箭术和骑术基础上的实用技术层面的创新成果。

其二，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解放前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在从事金融研究的同时，他对语言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曾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著有《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文。新中国成立后，49岁的周有光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调到北京，先后参与和主持了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改革开放后，周有光多次受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经过努力最终于1982年促使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决议。之后，周有光再接再厉，于1983年77岁高龄时发表了《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一文，为解决汉字的计算机录入速度慢的难题指出了方向。虽然《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包含着许多学者的聪明才智，但是周有光比别人更幸运，因此他最终成为成就汉语拼音方案的人。这是一个学者的纯学术层面的创新故事。他开始这项研究时完全是出自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也没有预见到后来计算机和手机的相继产生和迅速普及。据说，目前全国73%的计算机用户和50%的手机用户都在使用拼音汉字输入法。 　　

其三是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神农尝百草。据说神农最终死于他试尝草药的过程中。我想，所谓“神农”应该是后人赋予千千万万个历尽千难万险、饱尝千辛万苦，前仆后继、兢兢业业，用点点滴滴的进步成就古代农业和医学技术的先人们的共同敬称。

这几个故事告诉我们：创新是在前人坚实可靠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不是空中楼阁；任何创新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成功，甚至如果说创新出现于“万里挑一”，我觉得都有可能是美化了这份孕育的艰辛；创新需要有敢于实践、勤于学习和交流，以及善于独立思考的品质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梁启超曾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所以，创新的种子要从少年儿童时期开始培育。我更愿意表达的是，创新的种子要从少年儿童时期就受到应有的发现和呵护，这种子不要被家长或老师们忽略掉，更不要被家长和老师们“好心好意”地扼杀掉。其实在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埋藏着创新的种子，而能够让这粒种子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的最早的那块土壤就存在于父母和老师们的观念里。

为此，提出如下值得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好奇——创新意识的萌芽。黑格尔说，“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好奇，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保护他们的好奇心？现在的孩子们似乎已经没有了“犯傻”的权利，一个个被“望子成龙”的大人们包装得面目全非。

兴趣——创新思维的营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孩子们最初是被兴趣吸引着去关注这个世界的某个部分的。我们是否具有一双能够发现他们兴趣的眼睛？是否尊重他们的兴趣？是不是支持和帮助他们发展兴趣的愿望？我们有没有试图把孩子变成延续自己的兴趣、完成自己未竟心愿的工具？我们有没有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一个属于他们的小小的世界？现在，家长和老师们都在竭尽全力地为孩子们“安排”各种学习技能的机会，几乎完全剥夺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和自主选择的权利。

质疑——创新行为的举措。古人云，“学贵为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学从疑生，疑解则学成”。我们自己是否会质疑？是否敢公开提出质疑？是否敢让学生们对我们提出质疑？ 　　

探索——创新学习的方法。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引领他们的探索？孩子们还有没有从游戏中去感知客观世界的机会？ 　　

家长们是不是很不能容忍孩子的 “与众不同”？孩子们是不是被家长和老师们鼓励着、驱使着，一刻不停地、寸土不让地“竞争和进取”着，已经不太知道还有一种人际关系叫互助，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叫平和？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说过，“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无论如何，只要大学存在，只要心灵自由，人类就有可能获得智慧。只有获得了智慧的人们，才有可能解决面临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并从中产生出发明或创新。 　　

我认为，所谓大学，应该是一个能够为人才凝炼思想、升华精神境界的比较自由的空间。经过大学的孕育，那些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才们产生创新成果的机会应该是增加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具备的那种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品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也不是单靠大学的教育能够解决的。我们若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出产重要的创新成果，那么，在现阶段多数成年人的头脑已经被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应试教育驯化了的情况下，施教者们应该做且能够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包容”。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大声呼吁，请社会包容学术的个性，请校长包容教师的个性，请教师包容学生的个性，请家长包容孩子的个性，让他们的心灵能够获得自由翱翔的空间！